虽然很少有美术老师当班主任，但我看了魏书生的那本书后，发现自己实在欠缺很多东西，所以我把他转上来，大家也学习下。对自己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
本书内容丰富、具体，富于故事性、趣味性和可操作性。从班主任自身定位、以学生为主体到发展综合素质、科学民主的管理措施，从指导思想到工作细节，全面、科学、实在又实用。风格平实，以大量生动感人的实例，全面叙说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和搞好班级管理的具体措施，是广大班主任、教师的必读教科书。
自序
我属于愿意当班主任的那类教师。我总觉得，做教师而不当班主任，那真是失去了增长能力的机会，吃了大亏。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古人的看法，现在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到70岁了。咱们国家正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个人读1年学前班，再念完9年书，即使不上高中大学，也有10年光阴是在班级中度过的。10年，占了一般人生命的七分之一。
这是人生筋骨血肉成长最快的10年，是人生喜怒哀乐感情最丰富的10年，是人生意志品质形成的10年，是人生智力才能发展最快的10年，是人生变化万千的10年，是决定一个人今后命运的10年。
班集体，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变化于斯。在其中时，关心她，爱护她，为她吃苦，为她的荣誉奋斗；离开她后，留恋她，想念她，回忆她，魂牵梦绕着她……这怀念的感情经过滚滚滔滔的时间长河的冲刷，非但没有消失，反倒经年累月越积越深。许多人愈到老年、晚年，对其思之愈切，念之愈深。
班级和人生维系得这么紧密，班主任这一职业便具有了一定的诱惑力。
班级像一座长长的桥，通过它，人们跨向理想的彼岸。
班级像一条挺长的船，乘着它，人们越过江河湖海，奔向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高山、平原、乡村、城镇。
班级像一个大家庭，同学们如兄弟姐妹般互相关心着，帮助着，互相鼓舞着，照顾着。一起长大了，成熟了，便离开了这个家庭，走向了社会。
我常常觉得班级更像一个小社会，社会上有什么，一个班级便可能有什么。学生走出家庭，通过在这个小社会实习，才具有了一定的适应大社会的能力。
既然是社会，就有一个管理问题。
管理得不好，就像“文革”运动期间那样，林江政客，胡作非为，挑动同胞反目，兄弟为仇；空谈理论，不干实事；许多好人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想有所为而不能为，以致在一片形势大好的颂扬声中，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管理得合理，便能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神州大地万物复苏；邻国和睦，人民互助；生产建设热气腾腾；内陆沿海到处是实干家施展才能的战场，只要有弄潮的本领，随时都能跃入市场经济的海洋。
社会如此，家庭如此，企业如此，机关如此，班级亦然，都有一个管理得是否合理的问题。管理得不好，大家在堡垒里拼命战斗，内部先在窝里斗得头破血流，谈何发展自己，谈何超越别人。管理得好，大家在集体中形成合力，互助协作，合力大于分力之和；每个人都发挥了潜力，多做了事，集体增强了实力，超越别的国家、超越别的集体才会成为可能。
我已教了近18年书，当了17年的班主任，可惜，我不能倾全部心力于班级工作，就支付给班级管理的时间而言，我是个不合格的班主任。这17年中，我当了7年多副教导主任，当了7年多书记兼校长。
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以下一些实事：
分别为我所任的30多个社会兼职（例如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学学习研究会理事长等）尽一部分责任。
在国内外的海陆空中跑了50多万公里路，参加各种会议、讲学，办各种杂事。
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作了550多场报告。
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讲公开课480多次。
接待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6000多人次来校听课、访问、指导。
处理了11000多封国内外来信。
写了210多万字的日记，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已出版了主编的10多本书、论文集、专著。
我像个埋头种地的农民，我喜欢在自己班级的田地里耕作，但又不能不到别的地里去干活，这自然挤占了我本来可以用于班级管理的时间。
尽管如此，我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都能够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没有在堡垒里战斗却组成了一个战斗的堡垒，大家形成合力，取得了大于分力之和的效果。
不少青年教师问我：“时间这么少，还能当得成班主任，您主要靠什么？”
我说：“主要靠两大点，一小点。两大点，一是民主，二是科学；一小点就是引导学生强身健体。”
“您能说详细一些吗？您写成一本书该多好!”许多青年教师这样向我建议。近10年来，先后有十几家出版社的同志催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总觉得不成熟，便拖着。催的人越来越多，不好再拖了，半年前便开始写。
我想，自己写的是一本记录自己怎么做的书，不是告诉人家怎么做的书。为了让青年班主任读起这本书来能够轻松一些，于是许多篇章便像同读者谈心似的，平时怎么想了，怎么说了，怎么做了，也就怎么写出来了。
从现在起，“文革”运动前参加工作的老班主任将陆续离开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岗位，一批批青年人要走上这个神圣的位置。班主任工作归根结底要靠青年人来开创新局面，我愿把这本书献给刚刚走上或早已走上这一神圣岗位的青年班主任们，愿和大家一起来商量，探索提高班级管理效率的方法。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把这项许多人都感到又苦又累的工作，干得轻松，干得快乐，干得效果更好一些。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班主任是在广阔的心灵世界中播种耕耘的职业，这一职业应该是神圣的。愿我们以神圣的态度，在这神圣的岗位上，把属于我们的那片园地管理得天清日朗，以使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学生，以使我们的学生无愧于生命长河中的这段历史。
我属于愿意当班主任的那类教师。我总觉得，做教师而不当班主任，那真是失去了增长能力的机会，吃了大亏。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古人的看法，现在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到70岁了。咱们国家正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一个人读1年学前班，再念完9年书，即使不上高中大学，也有10年光阴是在班级中度过的。10年，占了一般人生命的七分之一。
这是人生筋骨血肉成长最快的10年，是人生喜怒哀乐感情最丰富的10年，是人生意志品质形成的10年，是人生智力才能发展最快的10年，是人生变化万千的10年，是决定一个人今后命运的10年。
班集体，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变化于斯。在其中时，关心她，爱护她，为她吃苦，为她的荣誉奋斗；离开她后，留恋她，想念她，回忆她，魂牵梦绕着她……这怀念的感情经过滚滚滔滔的时间长河的冲刷，非但没有消失，反倒经年累月越积越深。许多人愈到老年、晚年，对其思之愈切，念之愈深。
班级和人生维系得这么紧密，班主任这一职业便具有了一定的诱惑力。
班级像一座长长的桥，通过它，人们跨向理想的彼岸。
班级像一条挺长的船，乘着它，人们越过江河湖海，奔向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高山、平原、乡村、城镇。
班级像一个大家庭，同学们如兄弟姐妹般互相关心着，帮助着，互相鼓舞着，照顾着。一起长大了，成熟了，便离开了这个家庭，走向了社会。
我常常觉得班级更像一个小社会，社会上有什么，一个班级便可能有什么。学生走出家庭，通过在这个小社会实习，才具有了一定的适应大社会的能力。
既然是社会，就有一个管理问题。
管理得不好，就像“文革”运动期间那样，林江政客，胡作非为，挑动同胞反目，兄弟为仇；空谈理论，不干实事；许多好人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想有所为而不能为，以致在一片形势大好的颂扬声中，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管理得合理，便能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神州大地万物复苏；邻国和睦，人民互助；生产建设热气腾腾；内陆沿海到处是实干家施展才能的战场，只要有弄潮的本领，随时都能跃入市场经济的海洋。
社会如此，家庭如此，企业如此，机关如此，班级亦然，都有一个管理得是否合理的问题。管理得不好，大家在堡垒里拼命战斗，内部先在窝里斗得头破血流，谈何发展自己，谈何超越别人。管理得好，大家在集体中形成合力，互助协作，合力大于分力之和；每个人都发挥了潜力，多做了事，集体增强了实力，超越别的国家、超越别的集体才会成为可能。
我已教了近18年书，当了17年的班主任，可惜，我不能倾全部心力于班级工作，就支付给班级管理的时间而言，我是个不合格的班主任。这17年中，我当了7年多副教导主任，当了7年多书记兼校长。
除此之外，我还做了以下一些实事：
分别为我所任的30多个社会兼职（例如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学学习研究会理事长等）尽一部分责任。
在国内外的海陆空中跑了50多万公里路，参加各种会议、讲学，办各种杂事。
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作了550多场报告。
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讲公开课480多次。
接待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6000多人次来校听课、访问、指导。
处理了11000多封国内外来信。
写了210多万字的日记，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已出版了主编的10多本书、论文集、专著。
我像个埋头种地的农民，我喜欢在自己班级的田地里耕作，但又不能不到别的地里去干活，这自然挤占了我本来可以用于班级管理的时间。
尽管如此，我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都能够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没有在堡垒里战斗却组成了一个战斗的堡垒，大家形成合力，取得了大于分力之和的效果。
不少青年教师问我：“时间这么少，还能当得成班主任，您主要靠什么？”
我说：“主要靠两大点，一小点。两大点，一是民主，二是科学；一小点就是引导学生强身健体。”
“您能说详细一些吗？您写成一本书该多好!”许多青年教师这样向我建议。近10年来，先后有十几家出版社的同志催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总觉得不成熟，便拖着。催的人越来越多，不好再拖了，半年前便开始写。
我想，自己写的是一本记录自己怎么做的书，不是告诉人家怎么做的书。为了让青年班主任读起这本书来能够轻松一些，于是许多篇章便像同读者谈心似的，平时怎么想了，怎么说了，怎么做了，也就怎么写出来了。
从现在起，“文革”运动前参加工作的老班主任将陆续离开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岗位，一批批青年人要走上这个神圣的位置。班主任工作归根结底要靠青年人来开创新局面，我愿把这本书献给刚刚走上或早已走上这一神圣岗位的青年班主任们，愿和大家一起来商量，探索提高班级管理效率的方法。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把这项许多人都感到又苦又累的工作，干得轻松，干得快乐，干得效果更好一些。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班主任是在广阔的心灵世界中播种耕耘的职业，这一职业应该是神圣的。愿我们以神圣的态度，在这神圣的岗位上，把属于我们的那片园地管理得天清日朗，以使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学生，以使我们的学生无愧于生命长河中的这段历史。
第一章
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适应环境，享受美好人生。生活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不能以理想主义的目光苛求生活。当代人应该为生活在这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而满足。少埋怨环境，多改变自我。人应学会自我更新，今天的我应该比昨天的我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能力。只有自己不断更新了，世界在我眼里就总是新的。
一 多改变自己，少埋怨环境
1978年2月20日，我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教书的夙愿。
面对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两栋平房之间一个低洼的大操场，四周连围墙都没有，这便算是盘山县第三中学。
平房内部还没有顶棚。这样，一位教师讲课的声音便穿过了顶部的人字架，到达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个教室，大家就这样互相干扰着上课。那时房顶还没有扣瓦，上课时抬头，透过木板缝可以看到白云蓝天。冬天下雪，有的雪花碰巧可以直接飘到室内来。除了教室，没有一个实验室。
刚到校，领导便分配我做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学生呢？也不尽如人意，初二·六班还不错，初二·八班可就难了。56位同学全是男生，是从各个班淘汰出来的学习后进生。他们爱玩，怕上课，有几位同学填学生登记表，连父母的名字都写不对。问他，他却埋怨：“都怪我爸的名字太难写!”
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埋怨过，灰心过，也等待过，想等待环境好了，自己再好好教，自己再搞改革。
埋怨、灰心、等待的结果，是学生越来越难教，自己的脾气也变得更糟糕，一事当前，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战胜困难，而是先指责埋怨一番。用黄金般宝贵的光阴，换来一大堆无用的指责埋怨，这真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
想等办学条件标准化了再改革；想等教师地位提高了，自己再安心教学；想等社会上厌学之风改变了之后，自己再认真教书；想等所有的人都努力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这样坐等空想的结果，不仅自己没有改变的希望，还可能因为自身的弱点使外界更不如意。
我体会到，比较有效、比较实际的做法，还是先从改变自己做起。用七分力量去埋怨、指责环境，可能一丝一毫也不见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助长别人的愚昧和自己的野蛮。但只要省下七分力气中的一分，用来改变自己，就能使自己发生变化。
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自己不好；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是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天气太恶劣，常常是我们抵抗力太弱；埋怨学生难教育，常常是我们自己方法少。
人不能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只有先适应环境，才能改变环境。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面对现实，千方百计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不长时间，我任班主任的班级，班风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个全是男同学组成的班级的学生们也和我成了朋友，他们也帮着我搞教学改革，帮我设计公开课，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出人意料地高。
教书不到半年，组织上便要我做教导处副主任，推辞不掉，我只好改变自己教书当班主任的方法，研究边负责1500多名学生的思想教育，边兼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方法。1986年3月14日，市委组织部任命我做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学校被特殊批准为辽宁省重点中学，并更名为盘锦市实验中学。这几年，在国家教委及省市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变：新建了教学楼、实验楼和办公美育楼等三座楼房；不仅有了标准的理、化、生实验室，还有了体、音、美专用教室，设备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操作室，语音实验室；有了四通打字机、摄像机、复印机等设备。校园内还建了假山、喷泉、植物园……昔日简陋的办学条件已成为历史的回忆。昔日不尽如人意的条件没有了，新的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又出现了：新上了许多设备，这些设备的保管、维修不精心；一些专用教室使用率不高；房子多，设备多，于是水费、电费、维修费也跟着成倍增长……
可见，人总要面对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环境，总要从改变自己做起，才能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朝着如人意的方向改变一丝，改变一毫。
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适应环境，享受美好人生。生活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不能以理想主义的目光苛求生活。当代人应该为生活在这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而满足。少埋怨环境，多改变自我。人应学会自我更新，今天的我应该比昨天的我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能力。只有自己不断更新了，世界在我眼里就总是新的。
一 多改变自己，少埋怨环境
1978年2月20日，我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教书的夙愿。
面对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两栋平房之间一个低洼的大操场，四周连围墙都没有，这便算是盘山县第三中学。
平房内部还没有顶棚。这样，一位教师讲课的声音便穿过了顶部的人字架，到达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个教室，大家就这样互相干扰着上课。那时房顶还没有扣瓦，上课时抬头，透过木板缝可以看到白云蓝天。冬天下雪，有的雪花碰巧可以直接飘到室内来。除了教室，没有一个实验室。
刚到校，领导便分配我做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语文课。学生呢？也不尽如人意，初二·六班还不错，初二·八班可就难了。56位同学全是男生，是从各个班淘汰出来的学习后进生。他们爱玩，怕上课，有几位同学填学生登记表，连父母的名字都写不对。问他，他却埋怨：“都怪我爸的名字太难写!”
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埋怨过，灰心过，也等待过，想等待环境好了，自己再好好教，自己再搞改革。
埋怨、灰心、等待的结果，是学生越来越难教，自己的脾气也变得更糟糕，一事当前，不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战胜困难，而是先指责埋怨一番。用黄金般宝贵的光阴，换来一大堆无用的指责埋怨，这真是人生最悲哀的事情。
想等办学条件标准化了再改革；想等教师地位提高了，自己再安心教学；想等社会上厌学之风改变了之后，自己再认真教书；想等所有的人都努力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这样坐等空想的结果，不仅自己没有改变的希望，还可能因为自身的弱点使外界更不如意。
我体会到，比较有效、比较实际的做法，还是先从改变自己做起。用七分力量去埋怨、指责环境，可能一丝一毫也不见效果，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助长别人的愚昧和自己的野蛮。但只要省下七分力气中的一分，用来改变自己，就能使自己发生变化。
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自己不好；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是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天气太恶劣，常常是我们抵抗力太弱；埋怨学生难教育，常常是我们自己方法少。
人不能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只有先适应环境，才能改变环境。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面对现实，千方百计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方法。不长时间，我任班主任的班级，班风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个全是男同学组成的班级的学生们也和我成了朋友，他们也帮着我搞教学改革，帮我设计公开课，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出人意料地高。
教书不到半年，组织上便要我做教导处副主任，推辞不掉，我只好改变自己教书当班主任的方法，研究边负责1500多名学生的思想教育，边兼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方法。1986年3月14日，市委组织部任命我做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学校被特殊批准为辽宁省重点中学，并更名为盘锦市实验中学。这几年，在国家教委及省市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变：新建了教学楼、实验楼和办公美育楼等三座楼房；不仅有了标准的理、化、生实验室，还有了体、音、美专用教室，设备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操作室，语音实验室；有了四通打字机、摄像机、复印机等设备。校园内还建了假山、喷泉、植物园……昔日简陋的办学条件已成为历史的回忆。昔日不尽如人意的条件没有了，新的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又出现了：新上了许多设备，这些设备的保管、维修不精心；一些专用教室使用率不高；房子多，设备多，于是水费、电费、维修费也跟着成倍增长……
可见，人总要面对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环境，总要从改变自己做起，才能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朝着如人意的方向改变一丝，改变一毫。
二 选择积极角色进入生活
一天夜间，凉风习习，我到校园内跑步，然后返回教学楼，恰逢毕业班的同学晚自习休息，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步出教学楼。我进了楼，想观察一下同学们晚自习课间活动情况。不料在面对我班的走廊外，听到两位同学正在吵架，吵得十分难听。我的愉悦心情顿时被气恼所代替，立即让那两位学生到办公室。
一见到我，他们立即害怕起来。看他们起初那样子，我本想大发雷霆，见他们害怕，我的气又消了。于是我想，面对犯错误的学生，一位教师真可以扮演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角色。
我可以扮演一个大发雷霆的莽撞的角色，使自己生一顿气，也使学生生一顿气。
我可以扮演一个不负责任、听之任之的角色，结果学生愈来愈淘气，我的威信也越来越低。我可以扮演有极丰富经验的教师角色，给学生分析吵架的弊端危害，帮学生订出避免吵架的措施，使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也可以扮演对学生只会训斥挖苦一通，别的方面一筹莫展的角色，使师生之间心理上有了隔膜。
我还可以扮演学生外祖母的角色，先施之以关心爱抚，后再进行教育指正。
我又可以扮演学生的严父、慈母、兄长、亲属的角色，使学生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和爱护，在温暖中改正错误；我可以扮演学生的好朋友的角色，扮演和学生一起淘气的伙伴的角色，再现学生淘气时的心理，然后使其心悦诚服地同我一起将他的错误思想捆绑起来。
我当然也可以扮演生理保健医生、心理诊疗医生的角色，分析学生犯错误的生理与心理原因，然后帮助其排除障碍。
……
总之，我面前虽是两位吵架的学生，我却不止有两种处理这个问题的选择。选择的角色不同决定着教育效果的不同。
我选择了严父与心理诊疗医生的双重角色，先施之以爱，继而给予具体细致的心理分析。他们听着我的分析，既没有吓得胆战心惊，又对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自我进行了有效的解剖。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育，并学到了控制自己错误的方法。我也为自己角色选择的成功而涌起一股欢乐。
我经常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各种角色的选择。面对同一件事，我们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在生活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更扮演着多种角色。我们千万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种角色里出不来。
选择积极的角色这个道理，我也经常跟学生讲。
我问学生：“老师在大家面前是什么角色？”
“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教师。”
“在全校师生面前呢？”
“是校长。”
“在我校32位党员教工面前呢？”
“是书记。”
“老师出了学校，走在大街上呢？”
“是行路人。”
对了，这时我就不能把自己封闭在班主任的角色里。若走在大街上，对面来了人，我非要给人家当班主任不可，那不自找麻烦吗？
“到了十字路口，红灯亮了，我没看到，还往前走，这时就扮演什么角色？”“老师，那您就是违反交通规则者了。”既然是违反交通规则者，就不能想，我和交警支队长、大队长都是好朋友，警察批评我，我不服。而应该扮演好违章者的角色，老老实实地挨批评，接受处罚，以后真心诚意地改正。
“老师到商店里呢？”“您的角色就是顾客了。”“在优秀售货员面前呢？”“老师是被热情接待的顾客。”“在擅长阶级斗争的售货员面前呢？”“您完全可能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在刚和爱人打完架，装了一肚子气的售货员面前呢？”“老师您完全可能成为出气筒。”
对了，把这些事都想通了，真的遇上那样的售货员，就不会想不通，就能想到当好出气筒需要多么宽阔的胸怀，需要多强的忍耐力，需要多丰富的心理学知识，这样把她的气给顺下来了，我们还增长了人生经验，丰富了知识，岂不一举两得？倘不愿进入这个出气筒的角色，她出气，你不让；她骂，你也吵，双方都不痛快，每人弄一肚子气，胸怀还容易变得狭隘。
“对医生来说呢？”“您扮演患者的角色。”
“对邮递员来说呢？”“您扮演住户的角色。”
“对政治家来说呢？”“您扮演一张选票的角色。”
“对化学家来说呢？”“您扮演化合物的角色。”
我算是获得荣誉比较多的教师，多次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先后和党的三任总书记合影7次，多次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不要说在下面坐着，主席台上面我已经坐过5次了。有几次正部长级干部安排在我后面坐。有一次，我一回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我后面坐着呢。此时，我就不好说：“袁老，您这么高的地位，怎么能坐魏书生后面呀？咱俩换一换吧。”你要求也不可能换，这样安排自有这样安排的道理，无需惴惴不安，很坦然地演好教师代表这个角色就是了。
但日常生活中就绝不能总惦记这会啦。日常生活中，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跟卖冰棍的老大娘，跟卖白菜的老大爷，在人这个意义上是完全画等号的，咱一点不比人家高。我总想，地球上不少麻烦事都是有人总想高人一头造成的。高人一头，还是人吗？他们想成为不是人的东西，骑在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就不让，于是便斗争起来。
总想着自己在人格上和最平凡的劳动者一致，这样便能演好自己“人”这个角色。如果非要说自己和卖冰棍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咱比人家工作条件好，咱比人家人生机遇好。既然这样，那就该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才对。
1991年暑期，我去西藏讲学归来，要赶到哈尔滨参加全国中学学法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我请西藏方面给我买7月26日由成都飞哈尔滨的机票，拉萨说都已联系好了。不料，一到成都，说是没有这天赴哈尔滨的飞机。我非常着急，因为哈尔滨2000多人的大会、350人的讲习班、146人的代表会都在等着我，因我是全国中学学法研究会的理事长。没办法，我只好26日改飞沈阳，到沈阳已是夜里9点多钟了，我赶到沈阳站买了一张站票，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
这时站在拥挤的车厢里，我便想，此时我的角色是“挤火车者”。怎样演好这个挤火车者呢？站在那里研究人们的表情，研究旅客们的动作，研究旅客语言和他们职业、性格的关系。这样研究着，使我忘记了疲劳，感觉兴味盎然。正在高兴时，左边来了一个人使劲撞了我一下，我觉得撞得有理，因为我站在过道中，人家要走过去，不撞我怎么办。我朝人家笑笑。又过了一会，右边又来了一位，照我脚面踩了一脚，我觉得踩得也没什么不对，便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说得他也不好意思起来，只好来了一句“对不起”。
倘若不寻找积极的角色来扮演，明明是挤火车者，却不肯安心，总是牢骚满腹，一百个不平，一千个气愤，甚至埋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还有我的座位，怎么坐火车反倒连个座都没有？!”这不是自我折磨吗？
在火车上对乘客而言，我是挤火车者；在沈阳市内我只是五百万市民之一；对全人类而言，我只是五十亿分之一，微不足道的一粒沙子。换个角度，有什么不微小呢？地球在太阳系还算个东西，太阳像西瓜那样大，地球毕竟有豆粒那么大。到银河系呢？还有豆粒那么大吗？不也成了一粒尘埃了吗？
变换角度思考问题，选择积极的角色进入生活，容易使人成为一个成功者。
一天夜间，凉风习习，我到校园内跑步，然后返回教学楼，恰逢毕业班的同学晚自习休息，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步出教学楼。我进了楼，想观察一下同学们晚自习课间活动情况。不料在面对我班的走廊外，听到两位同学正在吵架，吵得十分难听。我的愉悦心情顿时被气恼所代替，立即让那两位学生到办公室。
一见到我，他们立即害怕起来。看他们起初那样子，我本想大发雷霆，见他们害怕，我的气又消了。于是我想，面对犯错误的学生，一位教师真可以扮演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角色。
我可以扮演一个大发雷霆的莽撞的角色，使自己生一顿气，也使学生生一顿气。
我可以扮演一个不负责任、听之任之的角色，结果学生愈来愈淘气，我的威信也越来越低。我可以扮演有极丰富经验的教师角色，给学生分析吵架的弊端危害，帮学生订出避免吵架的措施，使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也可以扮演对学生只会训斥挖苦一通，别的方面一筹莫展的角色，使师生之间心理上有了隔膜。
我还可以扮演学生外祖母的角色，先施之以关心爱抚，后再进行教育指正。
我又可以扮演学生的严父、慈母、兄长、亲属的角色，使学生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和爱护，在温暖中改正错误；我可以扮演学生的好朋友的角色，扮演和学生一起淘气的伙伴的角色，再现学生淘气时的心理，然后使其心悦诚服地同我一起将他的错误思想捆绑起来。
我当然也可以扮演生理保健医生、心理诊疗医生的角色，分析学生犯错误的生理与心理原因，然后帮助其排除障碍。
……
总之，我面前虽是两位吵架的学生，我却不止有两种处理这个问题的选择。选择的角色不同决定着教育效果的不同。
我选择了严父与心理诊疗医生的双重角色，先施之以爱，继而给予具体细致的心理分析。他们听着我的分析，既没有吓得胆战心惊，又对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自我进行了有效的解剖。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育，并学到了控制自己错误的方法。我也为自己角色选择的成功而涌起一股欢乐。
我经常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各种角色的选择。面对同一件事，我们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在生活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更扮演着多种角色。我们千万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种角色里出不来。
选择积极的角色这个道理，我也经常跟学生讲。
我问学生：“老师在大家面前是什么角色？”
“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教师。”
“在全校师生面前呢？”
“是校长。”
“在我校32位党员教工面前呢？”
“是书记。”
“老师出了学校，走在大街上呢？”
“是行路人。”
对了，这时我就不能把自己封闭在班主任的角色里。若走在大街上，对面来了人，我非要给人家当班主任不可，那不自找麻烦吗？
“到了十字路口，红灯亮了，我没看到，还往前走，这时就扮演什么角色？”“老师，那您就是违反交通规则者了。”既然是违反交通规则者，就不能想，我和交警支队长、大队长都是好朋友，警察批评我，我不服。而应该扮演好违章者的角色，老老实实地挨批评，接受处罚，以后真心诚意地改正。
“老师到商店里呢？”“您的角色就是顾客了。”“在优秀售货员面前呢？”“老师是被热情接待的顾客。”“在擅长阶级斗争的售货员面前呢？”“您完全可能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在刚和爱人打完架，装了一肚子气的售货员面前呢？”“老师您完全可能成为出气筒。”
对了，把这些事都想通了，真的遇上那样的售货员，就不会想不通，就能想到当好出气筒需要多么宽阔的胸怀，需要多强的忍耐力，需要多丰富的心理学知识，这样把她的气给顺下来了，我们还增长了人生经验，丰富了知识，岂不一举两得？倘不愿进入这个出气筒的角色，她出气，你不让；她骂，你也吵，双方都不痛快，每人弄一肚子气，胸怀还容易变得狭隘。
“对医生来说呢？”“您扮演患者的角色。”
“对邮递员来说呢？”“您扮演住户的角色。”
“对政治家来说呢？”“您扮演一张选票的角色。”
“对化学家来说呢？”“您扮演化合物的角色。”
我算是获得荣誉比较多的教师，多次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先后和党的三任总书记合影7次，多次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不要说在下面坐着，主席台上面我已经坐过5次了。有几次正部长级干部安排在我后面坐。有一次，我一回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我后面坐着呢。此时，我就不好说：“袁老，您这么高的地位，怎么能坐魏书生后面呀？咱俩换一换吧。”你要求也不可能换，这样安排自有这样安排的道理，无需惴惴不安，很坦然地演好教师代表这个角色就是了。
但日常生活中就绝不能总惦记这会啦。日常生活中，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跟卖冰棍的老大娘，跟卖白菜的老大爷，在人这个意义上是完全画等号的，咱一点不比人家高。我总想，地球上不少麻烦事都是有人总想高人一头造成的。高人一头，还是人吗？他们想成为不是人的东西，骑在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就不让，于是便斗争起来。
总想着自己在人格上和最平凡的劳动者一致，这样便能演好自己“人”这个角色。如果非要说自己和卖冰棍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咱比人家工作条件好，咱比人家人生机遇好。既然这样，那就该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才对。
1991年暑期，我去西藏讲学归来，要赶到哈尔滨参加全国中学学法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我请西藏方面给我买7月26日由成都飞哈尔滨的机票，拉萨说都已联系好了。不料，一到成都，说是没有这天赴哈尔滨的飞机。我非常着急，因为哈尔滨2000多人的大会、350人的讲习班、146人的代表会都在等着我，因我是全国中学学法研究会的理事长。没办法，我只好26日改飞沈阳，到沈阳已是夜里9点多钟了，我赶到沈阳站买了一张站票，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
这时站在拥挤的车厢里，我便想，此时我的角色是“挤火车者”。怎样演好这个挤火车者呢？站在那里研究人们的表情，研究旅客们的动作，研究旅客语言和他们职业、性格的关系。这样研究着，使我忘记了疲劳，感觉兴味盎然。正在高兴时，左边来了一个人使劲撞了我一下，我觉得撞得有理，因为我站在过道中，人家要走过去，不撞我怎么办。我朝人家笑笑。又过了一会，右边又来了一位，照我脚面踩了一脚，我觉得踩得也没什么不对，便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说得他也不好意思起来，只好来了一句“对不起”。
倘若不寻找积极的角色来扮演，明明是挤火车者，却不肯安心，总是牢骚满腹，一百个不平，一千个气愤，甚至埋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还有我的座位，怎么坐火车反倒连个座都没有？!”这不是自我折磨吗？
在火车上对乘客而言，我是挤火车者；在沈阳市内我只是五百万市民之一；对全人类而言，我只是五十亿分之一，微不足道的一粒沙子。换个角度，有什么不微小呢？地球在太阳系还算个东西，太阳像西瓜那样大，地球毕竟有豆粒那么大。到银河系呢？还有豆粒那么大吗？不也成了一粒尘埃了吗？
变换角度思考问题，选择积极的角色进入生活，容易使人成为一个成功者。
三 多 互 助
1984年11月，我在桂林“漓江之秋语文教学周”上作完大会报告后，赶到杭州，讲了一天怎样当班主任，紧接着，又应上海《语文学习》之邀，在上海向千余位教师汇报自己教语文的观念与方法。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杭韦局长从始至终听了我的报告。
第二天，我又应邀到上海师大，在大会上谈当教师的体会。散会以后，一些学生围住我说：“魏老师，听您一谈，当教师真是又轻松又愉快，我们也盼望快毕业当教师，当班主任。请您给我们写一句最重要的话，来表述怎样才能当好班主任。”
我想了一会儿，便写了这样一句话：“坚信每位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有你的助手，你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我到过祖国各地许多师范院校作报告，从祖国北疆的齐齐哈尔师院、东北师大，到南方的广东教育学院、深圳师专；从西部的新疆大学、陕西师大，到北京师大、北京师院……
散会以后，都有很多学生围着我，让我写当教师、当班主任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于是我便把上面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写在大学生们的日记本上。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以来感受最深的一点体会。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我坚持这条原则时，工作就顺利，就成功。
我忘记或不自觉地违背这条原则时，工作就受挫折，就失败。
1991年有人问：“魏老师，您又当书记，又当校长，还当两个班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除此之外还有29个社会兼职，每年要外出开4个多月的会，在校还要不断接待全国各地的客人，还要处理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还要写书，写稿件。您靠什么带班教课呢？”
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学生的帮助，我早就不能带班教课了。
1987年10月，我去香港考察，未及返校便去参加党的十三大。当时我正任两个毕业班135名学生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我外出期间，学生轮流管理班级，语文课全凭学生自学。20多天后我开会归来，请同学们表决，是否可以占用一节自习，补一补语文课，两班同学全都强烈反对。为什么？他们感觉老师不在家时，自己进入了老师助手的角色，能管理好自己，能学好语文。
1991年，毕业的两班学生人数比上届还多，达到146人。我跟大家谈心说：“老师依靠什么当班主任，依靠什么教语文？就依靠在座的各位助手。在座的146位同学都是我的助手，都是我的副班主任，都是我的语文助理教师。大家都成了老师的助手了，那么我直接支付给同学们的时间再少些，我们的班级也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反过来，同学们倘不是老师的助手而是对手，那就坏了。我这个人很笨，不会和人家作对，不要说146位对手我对付不了，就是一位对手，我都对付不了，我害怕人与人之间对立。”
其实，师与生之间真能建立起互助关系。
6年多来，我一直要求全校专任教师和兼课的校长主任们，都要和一位学习困难的后进学生交朋友，建立互助组。
我跟老师们讲：“咱们不要埋怨学生难教，教师埋怨学生难教，就像医生埋怨患者难治一样，医生埋怨患者得的病太重，就不给治了，那他的医疗水平不会高。医生的医疗水平是在治疗疑难杂症的过程中提高的。教师的教育水平也是在把难教的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进学生帮助了咱们，帮咱提高了教育水平。当然咱们也帮助学生提高了自我教育能力，所以咱们这个组织叫互助组。”
其实，细细想来，人世间好多事都是这种互助关系，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已经得到了帮助。
要做到“坚信每位学生都是自己的助手，自己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不容易。
班主任常常觉得那些班干部、好学生能帮自己做工作，而那些淘气的学生就不是助手甚至是工作的阻碍。这样思考问题，就真的容易把助手逼到对手的位置上。
教师必须坚信，学生不管多么难教育，他们毕竟是青少年，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世界必然是假恶丑与真善美并存的世界。
十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反复劝说青年班主任，一定要具备挑动学生自己斗自己的本领。当教师挑动学生内心深处真善美与假恶丑开始斗争抗争的时候，教师就在学生的心灵深处找到了自己的助手。凭着这些助手的力量，就能管住学生内心深处的假恶丑。
不管学生多气人，多淘气，当他站在你面前时，你都要坚信，他的内心深处总会潜在着你的助手。你要穿透学生那使人生气的表情，看到他那广阔的内心。
教育学生的时候，力争不站在学生的对面，让学生怎样，不让学生怎样，而要力争站在学生心里，站在学生真善美那部分思想的角度，提出：我们需要怎样，我们怎样做能更好。这样，学生会感到你不是在训斥他，而是在帮助他，你真是他的助手。
一旦和学生建立了这种互助关系，就会进入左右逢源的教育境界。
1984年11月，我在桂林“漓江之秋语文教学周”上作完大会报告后，赶到杭州，讲了一天怎样当班主任，紧接着，又应上海《语文学习》之邀，在上海向千余位教师汇报自己教语文的观念与方法。当时上海市教育局杭韦局长从始至终听了我的报告。
第二天，我又应邀到上海师大，在大会上谈当教师的体会。散会以后，一些学生围住我说：“魏老师，听您一谈，当教师真是又轻松又愉快，我们也盼望快毕业当教师，当班主任。请您给我们写一句最重要的话，来表述怎样才能当好班主任。”
我想了一会儿，便写了这样一句话：“坚信每位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有你的助手，你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我到过祖国各地许多师范院校作报告，从祖国北疆的齐齐哈尔师院、东北师大，到南方的广东教育学院、深圳师专；从西部的新疆大学、陕西师大，到北京师大、北京师院……
散会以后，都有很多学生围着我，让我写当教师、当班主任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于是我便把上面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地写在大学生们的日记本上。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以来感受最深的一点体会。
这是我教书当班主任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
我坚持这条原则时，工作就顺利，就成功。
我忘记或不自觉地违背这条原则时，工作就受挫折，就失败。
1991年有人问：“魏老师，您又当书记，又当校长，还当两个班班主任，教两个班语文课，除此之外还有29个社会兼职，每年要外出开4个多月的会，在校还要不断接待全国各地的客人，还要处理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还要写书，写稿件。您靠什么带班教课呢？”
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学生的帮助，我早就不能带班教课了。
1987年10月，我去香港考察，未及返校便去参加党的十三大。当时我正任两个毕业班135名学生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语文课。我外出期间，学生轮流管理班级，语文课全凭学生自学。20多天后我开会归来，请同学们表决，是否可以占用一节自习，补一补语文课，两班同学全都强烈反对。为什么？他们感觉老师不在家时，自己进入了老师助手的角色，能管理好自己，能学好语文。
1991年，毕业的两班学生人数比上届还多，达到146人。我跟大家谈心说：“老师依靠什么当班主任，依靠什么教语文？就依靠在座的各位助手。在座的146位同学都是我的助手，都是我的副班主任，都是我的语文助理教师。大家都成了老师的助手了，那么我直接支付给同学们的时间再少些，我们的班级也能管理得井井有条。反过来，同学们倘不是老师的助手而是对手，那就坏了。我这个人很笨，不会和人家作对，不要说146位对手我对付不了，就是一位对手，我都对付不了，我害怕人与人之间对立。”
其实，师与生之间真能建立起互助关系。
6年多来，我一直要求全校专任教师和兼课的校长主任们，都要和一位学习困难的后进学生交朋友，建立互助组。
我跟老师们讲：“咱们不要埋怨学生难教，教师埋怨学生难教，就像医生埋怨患者难治一样，医生埋怨患者得的病太重，就不给治了，那他的医疗水平不会高。医生的医疗水平是在治疗疑难杂症的过程中提高的。教师的教育水平也是在把难教的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进学生帮助了咱们，帮咱提高了教育水平。当然咱们也帮助学生提高了自我教育能力，所以咱们这个组织叫互助组。”
其实，细细想来，人世间好多事都是这种互助关系，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已经得到了帮助。
要做到“坚信每位学生都是自己的助手，自己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不容易。
班主任常常觉得那些班干部、好学生能帮自己做工作，而那些淘气的学生就不是助手甚至是工作的阻碍。这样思考问题，就真的容易把助手逼到对手的位置上。
教师必须坚信，学生不管多么难教育，他们毕竟是青少年，他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世界必然是假恶丑与真善美并存的世界。
十多年来，我在全国各地反复劝说青年班主任，一定要具备挑动学生自己斗自己的本领。当教师挑动学生内心深处真善美与假恶丑开始斗争抗争的时候，教师就在学生的心灵深处找到了自己的助手。凭着这些助手的力量，就能管住学生内心深处的假恶丑。
不管学生多气人，多淘气，当他站在你面前时，你都要坚信，他的内心深处总会潜在着你的助手。你要穿透学生那使人生气的表情，看到他那广阔的内心。
教育学生的时候，力争不站在学生的对面，让学生怎样，不让学生怎样，而要力争站在学生心里，站在学生真善美那部分思想的角度，提出：我们需要怎样，我们怎样做能更好。这样，学生会感到你不是在训斥他，而是在帮助他，你真是他的助手。
一旦和学生建立了这种互助关系，就会进入左右逢源的教育境界。
四 少 互 斗
1974年初，寒流滚滚，“文革”运动逐渐升级，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运动，号称“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我正在企业，眼见自己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被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冲击得千疮百孔，产品、设备、人员在盘锦都是数第一的厂由于忙着搞运动，弄得总摘不掉亏损帽子。
那时我被确定为厂级领导的接班人，工厂的规章、制度、年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五年规划都出自我之手。我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深深厌恶，兼之我对孔夫子有好感，便提出对孔夫子应“一分为二”，“孔子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今天看来，这些话无可非议，但在当年却犯了大忌，我成了对抗运动的典型。从盘锦地委、地区工业局党委到工厂，成立的专门针对我的调查组、专案组的成员就有19人之多，实在是浪费了不少人力。
我写的日记、文章、稿件共60多万字都被局保卫科、政工科搜去，某位党性高的领导从中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各种各样的“反动言论”共108条，串连在一起，便大叫：“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决不是一般的问题!”
于是我被停职反省，紧接着是大会小会批判。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那时的批判实际是不讲道理的扣帽子，有的人没文化但很左，于是使用谩骂代替扣帽子，什么难听骂什么。记得有一次停电，厂里便点着蜡烛一直批我到深夜，批判者换着班去吃饭了，我一直在那饥寒交迫地坚持着。散会后，身和心都在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我的小屋子的小气窗被推开，一位老干部悄悄递进一包东西。我接过来，她便走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还有热气的包子。
我挨批判后，下车间劳动。两年以后，“四人帮”就折腾完事了。他们一倒台，我的那些“反动言论”就都不成立了，于是我又当了干部。这时有人问我：“你能饶了他吗？”“谁呀？”“给你挑出108条反动言论的那个官呀!”“不饶怎么办？”“他批你，你现在也该批他，让他难受难受。”我说：“算了，这样批来批去哪一年算完？还耽误了干正事。”“那你怎么想？”“我衷心希望他能成为党的好干部。人家成了党的好干部了，对他的妻子儿女、父母亲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咱自己不是也多了一个知己吗？”
这样尽可能地少互斗，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如果有谁问我：“魏书生，这十多年来，你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你的精神却总显得很轻松？”真心诚意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对手。这些年来，我没有和哪个人作过对，没有整过哪一个人，即使对于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也是能救则救，救不了置之不理，但决不害他，决不逼着他犯更多的错误。
八年以前，有人告诉我：“咱们学校老师对你都挺好，了解你的为人。一所学校有那么一位老师总嫉妒你。”我说：“应该嫉妒我呀，我才教了6年书，就被评为特级教师，确实使人嫉妒。”
“嫉妒就嫉妒吧，他还给你造谣，编瞎话，他太对不起你了。”
我说：“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人家。”
“你们以前认识？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不，以前我们素不相识。”“那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我说：“正因为素不相识，人家却肯舍出一部分脑细胞来给咱造谣。倘没有我，人家用这点脑细胞学习工作，干点什么不好，人家冒着降低人格的危险给咱造谣，容易吗？”
当年的批判，起了帮我认识社会、开阔胸怀、磨练意志的作用；今天的谣言，当然更能起激励我前进、促我努力的作用。人家帮助我进步却浪费了自己的脑细胞，还降低了自己的人格，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人家吗？
后来我和这位老师见了面，我满怀歉意，很自然地和人家相处，以致他由过去的造谣说坏话，变成背后经常说我的好话了。
我想，在人世间，尽可能人与人不要斗起来，不要对立起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文革中我这样说，便被批判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也仍然有左得可爱的人，说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纵容了阶级敌人。我总想，对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基本都属于好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忍一忍，让一让，相互都会变得比昨天开阔，有缺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如果对周围的人非要立足于追究整治，不依不饶地无情斗争，那就容易把好人也逼成阶级敌人。文革中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有的做出成绩的青年班主任，很难过地同我谈心：“我们也愿当班主任，愿搞改革。搞班级管理做出了成绩，起初很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褒奖，但紧接着嫉妒来了，闲话来了，谣言也来了。我们真忍受不了这东方式的嫉妒。魏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我只好讲自己挨批判、遭嫉妒的经历。讲自己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化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在东方式的嫉妒最近几百年不可能根绝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求得心理的平衡，以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倘若真的跟低层次的人斗起来，那不仅会耽误自己前进的路程，更可悲的，会降低自己的人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跟低层次的人争辩，你需用低层次的观念、低层次的动作表情，以及低层次的语言，才显得相称。你愿意这样做吗？
独木桥上两人相遇，谁也不肯相让，不愿先退回来让对方过去，于是两人在桥中对立着，坚持着，都想当胜者，其实此时，他们已经都是失败者了。首先他们都已成了鼠目寸光、低层次的人；其次，他们都已失去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不知已失去了几倍于那段抢先过去的时间。
节省互斗的时间，应该是人们研究的生活艺术。
1974年初，寒流滚滚，“文革”运动逐渐升级，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运动，号称“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我正在企业，眼见自己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被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冲击得千疮百孔，产品、设备、人员在盘锦都是数第一的厂由于忙着搞运动，弄得总摘不掉亏损帽子。
那时我被确定为厂级领导的接班人，工厂的规章、制度、年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五年规划都出自我之手。我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深深厌恶，兼之我对孔夫子有好感，便提出对孔夫子应“一分为二”，“孔子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今天看来，这些话无可非议，但在当年却犯了大忌，我成了对抗运动的典型。从盘锦地委、地区工业局党委到工厂，成立的专门针对我的调查组、专案组的成员就有19人之多，实在是浪费了不少人力。
我写的日记、文章、稿件共60多万字都被局保卫科、政工科搜去，某位党性高的领导从中找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鼓吹唯生产力论”等各种各样的“反动言论”共108条，串连在一起，便大叫：“魏书生有一个完整的反动思想体系，决不是一般的问题!”
于是我被停职反省，紧接着是大会小会批判。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那时的批判实际是不讲道理的扣帽子，有的人没文化但很左，于是使用谩骂代替扣帽子，什么难听骂什么。记得有一次停电，厂里便点着蜡烛一直批我到深夜，批判者换着班去吃饭了，我一直在那饥寒交迫地坚持着。散会后，身和心都在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我的小屋子的小气窗被推开，一位老干部悄悄递进一包东西。我接过来，她便走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还有热气的包子。
我挨批判后，下车间劳动。两年以后，“四人帮”就折腾完事了。他们一倒台，我的那些“反动言论”就都不成立了，于是我又当了干部。这时有人问我：“你能饶了他吗？”“谁呀？”“给你挑出108条反动言论的那个官呀!”“不饶怎么办？”“他批你，你现在也该批他，让他难受难受。”我说：“算了，这样批来批去哪一年算完？还耽误了干正事。”“那你怎么想？”“我衷心希望他能成为党的好干部。人家成了党的好干部了，对他的妻子儿女、父母亲朋，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咱自己不是也多了一个知己吗？”
这样尽可能地少互斗，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如果有谁问我：“魏书生，这十多年来，你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你的精神却总显得很轻松？”真心诚意地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对手。这些年来，我没有和哪个人作过对，没有整过哪一个人，即使对于有很多缺点的人，我也是能救则救，救不了置之不理，但决不害他，决不逼着他犯更多的错误。
八年以前，有人告诉我：“咱们学校老师对你都挺好，了解你的为人。一所学校有那么一位老师总嫉妒你。”我说：“应该嫉妒我呀，我才教了6年书，就被评为特级教师，确实使人嫉妒。”
“嫉妒就嫉妒吧，他还给你造谣，编瞎话，他太对不起你了。”
我说：“要说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人家。”
“你们以前认识？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不，以前我们素不相识。”“那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我说：“正因为素不相识，人家却肯舍出一部分脑细胞来给咱造谣。倘没有我，人家用这点脑细胞学习工作，干点什么不好，人家冒着降低人格的危险给咱造谣，容易吗？”
当年的批判，起了帮我认识社会、开阔胸怀、磨练意志的作用；今天的谣言，当然更能起激励我前进、促我努力的作用。人家帮助我进步却浪费了自己的脑细胞，还降低了自己的人格，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人家吗？
后来我和这位老师见了面，我满怀歉意，很自然地和人家相处，以致他由过去的造谣说坏话，变成背后经常说我的好话了。
我想，在人世间，尽可能人与人不要斗起来，不要对立起来，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文革中我这样说，便被批判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也仍然有左得可爱的人，说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是纵容了阶级敌人。我总想，对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基本都属于好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家忍一忍，让一让，相互都会变得比昨天开阔，有缺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如果对周围的人非要立足于追究整治，不依不饶地无情斗争，那就容易把好人也逼成阶级敌人。文革中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
有的做出成绩的青年班主任，很难过地同我谈心：“我们也愿当班主任，愿搞改革。搞班级管理做出了成绩，起初很高兴得到了肯定，受到了褒奖，但紧接着嫉妒来了，闲话来了，谣言也来了。我们真忍受不了这东方式的嫉妒。魏老师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不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我只好讲自己挨批判、遭嫉妒的经历。讲自己尽可能容难容之人，尽可能化对手为助手的观点。我想，在东方式的嫉妒最近几百年不可能根绝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观念，求得心理的平衡，以不耽误自己的工作。倘若真的跟低层次的人斗起来，那不仅会耽误自己前进的路程，更可悲的，会降低自己的人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跟低层次的人争辩，你需用低层次的观念、低层次的动作表情，以及低层次的语言，才显得相称。你愿意这样做吗？
独木桥上两人相遇，谁也不肯相让，不愿先退回来让对方过去，于是两人在桥中对立着，坚持着，都想当胜者，其实此时，他们已经都是失败者了。首先他们都已成了鼠目寸光、低层次的人；其次，他们都已失去了想要得到的东西——抢先过去的那段时间，并且不知已失去了几倍于那段抢先过去的时间。
节省互斗的时间，应该是人们研究的生活艺术。
五 多学习，少批判
1979年，我开始搞班级管理自动化的实验，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我的好多事务性工作都由班干部去做了，同学们很高兴，班级凝聚力明显增强，纪律好起来了，学习成绩提高也较快。
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管理，班级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做，效果尽管好，个别专家却来指责：“这符合凯洛夫的‘三中心’吗？这么搞还要老师干什么？”
人家批我，也触发了我那根批判的神经，于是也批判人家。我说：“凯洛夫是苏联人，没有教育实践经验，写完了《教育学》之后才当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什么他写的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不可呢？”
为了使我的批判有理有据，我确实用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精力。待到自己批判累了，还耽误了不少正事时，才猛然醒悟：自己文革中得的“批判病”又犯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七亿人民都做批判家》的社论。于是乎一些喜欢批判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蹿下跳，四面出击：天地君亲，江河山川，花鸟草虫，古往今来之人，国内国外之事，几乎无所不批。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棍子充斥人世间的各个角落，直批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其中一些以批判家自居的人，实际是一群迫害狂、嫉妒狂。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便拼命批判别人的作品；自己不会搞什么像样的建设，便千方百计对别人建设好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倒很像非洲的一种树，永远长不成材，但毒性很大，也不许别人成材，在它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能生存。
遗憾的是，不仅仅几个批判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意义，更有害的是一些本来善于做实事、善于学习的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毒害，沾染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
良知提醒我要治疗凡事好批判的病，因为这病的危害很多。
1?郾培养了吹毛求疵的坏毛病。
据说衡量批判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敢不敢批大家都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敢不敢批大学问家都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倘从浅薄的角度去挑真理的毛病，当然也不是挑不到，只是这样挑的结果，只能养成一种从太阳中寻找黑点的病态心理。
2?郾能变得孤独。
当以批判家的眼光看周围的人时，必然疏远了和周围同志的关系，自造了一个封闭孤独的自我。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文革中，我们又是批美帝，又是批苏修，又是批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又是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地球上几乎都批遍了，于是产生了孤独感。为了掩饰孤独，便天天吹牛，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所谓遍天下，其实算来算去只有两个。后来这两个朋友，一个拼命骂咱们，另一个打咱们的时候毫不手软。
3?郾容易学坏。
每天寻找不好的东西进行批判，如果头脑没发昏，批的真是假恶丑的话，那就容易应验一句话：“久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不能设想，满脑子装满了别人缺点错误的人，自己反倒有许多优点长处。
4?郾失去学习机会。
忙着去寻找别人的缺点，自然无暇顾及人家的长处，自然就失去了学习吸收别人的优点长处，吸收营养的机会。
5?郾浪费生命。
偶见严肃的批判家在建设中发现问题不得已而批之，但他们首先是建设者。纯粹以批判成家者如姚文元之流，本来有才华，只因以批判为职业，除留下骂人批人的文章外，没留下像样的东西。对别人的害处且不论，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对批判的弊端逐渐地加深着认识，我便努力医治自己喜欢批判的毛病，不断叮嘱自己要以吸收的眼光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宇宙。
还是在中学读书时，我便想：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时空范畴，如果多走了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那么反过来，是否存在它的逆定理：任何谬误在一个极特殊的时空范畴内会成为真理？我想证明这个逆定理的存在。
我在学习教育理论时，既学孔夫子、陶行知、凯洛夫这些为学术界肯定的教育家的著作，也看蔡元培、杜威等争议较大的人的一些观点。有道理的吸收，大的方面没道理的，想想它在哪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有些道理。我提出教师要为学生服务的指导思想时，就曾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与人交往时，从吸收的角度出发，益处也很多。对周总理、雷锋、华罗庚，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吸收他们的高尚品质与横溢的才华。对周围普通的同志，也应该想方设法学习他们的长处。即使对那些短处很多、错误很多、大家都瞧不起的人，我也叮嘱自己，少看他的短处，多看他的长处，这样于己于人都有利。我总想，别人有短处，我没看到，自己并不失去什么。别人有长处，自己没学来，就失去了充实自己的机会。再退一步讲，就是对林彪这样的人，也不要全盘否定。在历史上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总还有他们个人在认识上、能力上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把他们坚决、果断、机智等方面的长处吸收来，总比全盘否定更有利些。
用学习吸收的观点看待别人、看待学问、看待事物，会使人变得强大、乐观、胸怀开阔。我喜欢这样想：“不管你有多少缺点，不管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反正我要学习你那条长处，要把它拿来变成我的。”
一位班主任有什么样的观念，常常影响到学生。倘班主任喜欢批判指责，一班学生纷纷效仿，大家互相批判指责起来，一个班级就会分崩离析。倘互相批判，不要说一个班级，文革中一个个家庭夫妻反目、兄弟为仇的例子不是多得很吗？班级乱了，谈何管理，谈何学习。
我总引导学生多学习，少批判，大家互学长处，长处越来越多，大家关系越来越融洽，班级就好管理了。
1979年，我开始搞班级管理自动化的实验，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教育能力，引导班干部管理班级。我的好多事务性工作都由班干部去做了，同学们很高兴，班级凝聚力明显增强，纪律好起来了，学习成绩提高也较快。
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全校学生的思想教育、纪律管理，班级工作大部分由学生做，效果尽管好，个别专家却来指责：“这符合凯洛夫的‘三中心’吗？这么搞还要老师干什么？”
人家批我，也触发了我那根批判的神经，于是也批判人家。我说：“凯洛夫是苏联人，没有教育实践经验，写完了《教育学》之后才当了一年中学校长，为什么他写的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还非要奉若神明不可呢？”
为了使我的批判有理有据，我确实用了不少时间，浪费了不少精力。待到自己批判累了，还耽误了不少正事时，才猛然醒悟：自己文革中得的“批判病”又犯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七亿人民都做批判家》的社论。于是乎一些喜欢批判的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蹿下跳，四面出击：天地君亲，江河山川，花鸟草虫，古往今来之人，国内国外之事，几乎无所不批。大字报铺天盖地，帽子棍子充斥人世间的各个角落，直批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
其中一些以批判家自居的人，实际是一群迫害狂、嫉妒狂。自己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便拼命批判别人的作品；自己不会搞什么像样的建设，便千方百计对别人建设好的东西进行批判。这倒很像非洲的一种树，永远长不成材，但毒性很大，也不许别人成材，在它周围数尺之内，寸草不能生存。
遗憾的是，不仅仅几个批判家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做人的意义，更有害的是一些本来善于做实事、善于学习的人也被“做批判家”的口号所毒害，沾染上了“凡事批三分”的毛病。
良知提醒我要治疗凡事好批判的病，因为这病的危害很多。
1?郾培养了吹毛求疵的坏毛病。
据说衡量批判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敢不敢批大家都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敢不敢批大学问家都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倘从浅薄的角度去挑真理的毛病，当然也不是挑不到，只是这样挑的结果，只能养成一种从太阳中寻找黑点的病态心理。
2?郾能变得孤独。
当以批判家的眼光看周围的人时，必然疏远了和周围同志的关系，自造了一个封闭孤独的自我。个人如此，国家亦如此。文革中，我们又是批美帝，又是批苏修，又是批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又是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地球上几乎都批遍了，于是产生了孤独感。为了掩饰孤独，便天天吹牛，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所谓遍天下，其实算来算去只有两个。后来这两个朋友，一个拼命骂咱们，另一个打咱们的时候毫不手软。
3?郾容易学坏。
每天寻找不好的东西进行批判，如果头脑没发昏，批的真是假恶丑的话，那就容易应验一句话：“久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不能设想，满脑子装满了别人缺点错误的人，自己反倒有许多优点长处。
4?郾失去学习机会。
忙着去寻找别人的缺点，自然无暇顾及人家的长处，自然就失去了学习吸收别人的优点长处，吸收营养的机会。
5?郾浪费生命。
偶见严肃的批判家在建设中发现问题不得已而批之，但他们首先是建设者。纯粹以批判成家者如姚文元之流，本来有才华，只因以批判为职业，除留下骂人批人的文章外，没留下像样的东西。对别人的害处且不论，这样做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对批判的弊端逐渐地加深着认识，我便努力医治自己喜欢批判的毛病，不断叮嘱自己要以吸收的眼光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宇宙。
还是在中学读书时，我便想：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时空范畴，如果多走了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那么反过来，是否存在它的逆定理：任何谬误在一个极特殊的时空范畴内会成为真理？我想证明这个逆定理的存在。
我在学习教育理论时，既学孔夫子、陶行知、凯洛夫这些为学术界肯定的教育家的著作，也看蔡元培、杜威等争议较大的人的一些观点。有道理的吸收，大的方面没道理的，想想它在哪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有些道理。我提出教师要为学生服务的指导思想时，就曾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观点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与人交往时，从吸收的角度出发，益处也很多。对周总理、雷锋、华罗庚，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吸收他们的高尚品质与横溢的才华。对周围普通的同志，也应该想方设法学习他们的长处。即使对那些短处很多、错误很多、大家都瞧不起的人，我也叮嘱自己，少看他的短处，多看他的长处，这样于己于人都有利。我总想，别人有短处，我没看到，自己并不失去什么。别人有长处，自己没学来，就失去了充实自己的机会。再退一步讲，就是对林彪这样的人，也不要全盘否定。在历史上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总还有他们个人在认识上、能力上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把他们坚决、果断、机智等方面的长处吸收来，总比全盘否定更有利些。
用学习吸收的观点看待别人、看待学问、看待事物，会使人变得强大、乐观、胸怀开阔。我喜欢这样想：“不管你有多少缺点，不管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反正我要学习你那条长处，要把它拿来变成我的。”
一位班主任有什么样的观念，常常影响到学生。倘班主任喜欢批判指责，一班学生纷纷效仿，大家互相批判指责起来，一个班级就会分崩离析。倘互相批判，不要说一个班级，文革中一个个家庭夫妻反目、兄弟为仇的例子不是多得很吗？班级乱了，谈何管理，谈何学习。
我总引导学生多学习，少批判，大家互学长处，长处越来越多，大家关系越来越融洽，班级就好管理了。
六 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
1991年7月17日，我自成都飞抵西藏贡嘎机场。
踏上高原，感觉置身画中，阳光明丽，草翠山青。高原上的山石草木都比平原的看上去清晰明亮，大概是空气稀薄，且又很少有污染的缘故。
刚到，人们都劝我多休息，说是报上登了：“赵本山到西藏说小品要吸氧气，冯巩来说相声，刚下飞机便进了医院。”拉萨市孔繁森副市长对我说：“休息几天再讲吧!这里的空气只及平原的60%多，中央某领导来视察，一下飞机便进了医院，出院后没视察就飞回了北京。你讲课时间长，体力消耗大，一定要多休息几天，体力恢复了再讲。”
我说，还有别的会等着，只能休一天，明天就开始讲吧!
“那怎么行，累坏了怎么办？”“累坏了我就不讲了，就休息嘛!”
第二天，在拉萨市政府礼堂，我开始讲课。讲了20分钟没不行，30分钟还可以，一小时感觉良好，中间没休息，一直讲到中午。上午感觉挺好，下午又讲了半天。这一天我讲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三天，我讲了一天，讲的是怎样管理班级，怎样做一位好班主任。
第四天，我先给西藏的学生们讲了两节语文课，接着又谈怎样教语文。
第五天，我讲怎样当校长、书记，怎样管理学校，一直站着讲，讲到1点过10分。我说：“各位老师，我明天早上5点钟就要奔飞机场离开西藏。这是我第一次来拉萨，拉萨市容还没看，请允许我到此结束，剩下半天时间游览，行吗？”全场老师都笑了。但大家还不放过我，要照完相再走。于是各个单位轮流合影，到2：15，我才走下舞台。
下午，参观了大昭寺、小昭寺和市郊的古寺。
晚间回到日光宾馆，一看房间里坐满了人，等着我座谈。谈到半夜12：05，送走了副市长，教委主任、副主任等领导和教师。
第二天早晨5点钟，副市长、教委主任等领导又起来给我送行。孔副市长说：“在拉萨这样的高原地方，连讲3天半课，这么繁重的劳动，西藏当地人也讲不了，你能承受得了，有什么秘诀吗？”
我想了想，回答说：“要说有秘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平时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多干活，少闲着。这样，体力就好，适应能力就强。”
我从在农村当班主任至今，共当了17年班主任。17年来，我从没请过一天病假，也没花过党和人民一分钱药费。有人问我不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原因也在于平时多干活，少闲着。
在老区开会，去宾馆、剧场有个四五里路，我都是步行。有人看见了，问：“魏老师，怎么不骑自行车呀？”“我在锻炼，在占便宜。”
到新区开会，往返20公里，倘时间允许，即使是数九寒冬，我也爱骑自行车去。有的领导遇到了，问：“魏老师，怎么不坐车呀？”我们学校有3台东风大卡车，有面包车，还有伏尔加轿车（去年市领导又把我的伏尔加给换了一台桑塔纳）。见我有车不坐，有人便说：“典型难当呀!魏书生得注意自己的形象，给国家省汽油。”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我讲自己的观点：“在骑自行车开会这个问题上，我真的一点都没想党和国家的利益。那我为什么骑车不坐车呢？实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想占一点小便宜——白捡一次锻炼的机会。20公里路，一边骑，一边锻炼，还增强了体质。”
人就是这样，有动的机会，有锻炼的机会，不能白白丢掉，要紧紧抓住。生命在于运动，多锻炼才有较强的体质。
工作也是如此。我多次和青年教师谈心：“每月给你200元工资不变，面前放着两副工作担子，一副100斤，一副200斤，挑哪一副占便宜？”有的青年教师说：“当然挑100斤占便宜。”我问：“为什么？”答案是省了力气。我觉得不少青年人能力差，工作平平，原因恰在这个观念上，工作挑轻的，力气是省了，增长力气的机会也放过了。
人的能力强是工作多逼出来的，铁肩膀是担子重压出来的。有的青年人推卸掉领导让他担任的班主任的担子，自以为是占了便宜，实质是把机会、把能力推出去了，把自己变得无能力。另一部分青年人抢挑重担，抢着当班主任，抢着当比较乱的班级的班主任，他便抢到了一个增长能力、锻炼自己、显示自己才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开头的表现不会很出色，但随着实践机会的增加和学习的深入，他定能成长为成熟的班主任，一定会具备驾轻就熟管理班级的能力。而推卸了班主任重担，特别是推卸了乱班班主任重担的人，一定不会有当好班主任的能力，一定不会有当好乱班班主任的能力。
同样，一年又一年上班工作，倘若一个人工作量不足，有充分的剩余时间没法消磨，便只好用闲思，或用忧伤，或用牢骚，或用闲话，或用百无聊赖的心绪，或用自责懊恼的感情，或用玩扑克、打麻将来消耗掉剩余的时间，一年又一年重复着自己低水平的工作。
抢工作干的人呢？如同没有时间叹息的蜜蜂，忙于工作，忙于学习，忙于提高，忙于自我更新。几年过后，便是一个能力强的班主任了。
我们的社会正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少劳不少得、多劳不多得、无能的人不少得、能力强的人不多得的可悲现实正在改变。如今，社会已进入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时期，同时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储备能力，增强能力，而增强能力的有效途径便是：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即使不是为了明天，仅仅为了使我们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少一点懊悔，多一分自豪，我们也该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
1991年7月17日，我自成都飞抵西藏贡嘎机场。
踏上高原，感觉置身画中，阳光明丽，草翠山青。高原上的山石草木都比平原的看上去清晰明亮，大概是空气稀薄，且又很少有污染的缘故。
刚到，人们都劝我多休息，说是报上登了：“赵本山到西藏说小品要吸氧气，冯巩来说相声，刚下飞机便进了医院。”拉萨市孔繁森副市长对我说：“休息几天再讲吧!这里的空气只及平原的60%多，中央某领导来视察，一下飞机便进了医院，出院后没视察就飞回了北京。你讲课时间长，体力消耗大，一定要多休息几天，体力恢复了再讲。”
我说，还有别的会等着，只能休一天，明天就开始讲吧!
“那怎么行，累坏了怎么办？”“累坏了我就不讲了，就休息嘛!”
第二天，在拉萨市政府礼堂，我开始讲课。讲了20分钟没不行，30分钟还可以，一小时感觉良好，中间没休息，一直讲到中午。上午感觉挺好，下午又讲了半天。这一天我讲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三天，我讲了一天，讲的是怎样管理班级，怎样做一位好班主任。
第四天，我先给西藏的学生们讲了两节语文课，接着又谈怎样教语文。
第五天，我讲怎样当校长、书记，怎样管理学校，一直站着讲，讲到1点过10分。我说：“各位老师，我明天早上5点钟就要奔飞机场离开西藏。这是我第一次来拉萨，拉萨市容还没看，请允许我到此结束，剩下半天时间游览，行吗？”全场老师都笑了。但大家还不放过我，要照完相再走。于是各个单位轮流合影，到2：15，我才走下舞台。
下午，参观了大昭寺、小昭寺和市郊的古寺。
晚间回到日光宾馆，一看房间里坐满了人，等着我座谈。谈到半夜12：05，送走了副市长，教委主任、副主任等领导和教师。
第二天早晨5点钟，副市长、教委主任等领导又起来给我送行。孔副市长说：“在拉萨这样的高原地方，连讲3天半课，这么繁重的劳动，西藏当地人也讲不了，你能承受得了，有什么秘诀吗？”
我想了想，回答说：“要说有秘诀，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平时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多干活，少闲着。这样，体力就好，适应能力就强。”
我从在农村当班主任至今，共当了17年班主任。17年来，我从没请过一天病假，也没花过党和人民一分钱药费。有人问我不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原因也在于平时多干活，少闲着。
在老区开会，去宾馆、剧场有个四五里路，我都是步行。有人看见了，问：“魏老师，怎么不骑自行车呀？”“我在锻炼，在占便宜。”
到新区开会，往返20公里，倘时间允许，即使是数九寒冬，我也爱骑自行车去。有的领导遇到了，问：“魏老师，怎么不坐车呀？”我们学校有3台东风大卡车，有面包车，还有伏尔加轿车（去年市领导又把我的伏尔加给换了一台桑塔纳）。见我有车不坐，有人便说：“典型难当呀!魏书生得注意自己的形象，给国家省汽油。”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我讲自己的观点：“在骑自行车开会这个问题上，我真的一点都没想党和国家的利益。那我为什么骑车不坐车呢？实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想占一点小便宜——白捡一次锻炼的机会。20公里路，一边骑，一边锻炼，还增强了体质。”
人就是这样，有动的机会，有锻炼的机会，不能白白丢掉，要紧紧抓住。生命在于运动，多锻炼才有较强的体质。
工作也是如此。我多次和青年教师谈心：“每月给你200元工资不变，面前放着两副工作担子，一副100斤，一副200斤，挑哪一副占便宜？”有的青年教师说：“当然挑100斤占便宜。”我问：“为什么？”答案是省了力气。我觉得不少青年人能力差，工作平平，原因恰在这个观念上，工作挑轻的，力气是省了，增长力气的机会也放过了。
人的能力强是工作多逼出来的，铁肩膀是担子重压出来的。有的青年人推卸掉领导让他担任的班主任的担子，自以为是占了便宜，实质是把机会、把能力推出去了，把自己变得无能力。另一部分青年人抢挑重担，抢着当班主任，抢着当比较乱的班级的班主任，他便抢到了一个增长能力、锻炼自己、显示自己才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开头的表现不会很出色，但随着实践机会的增加和学习的深入，他定能成长为成熟的班主任，一定会具备驾轻就熟管理班级的能力。而推卸了班主任重担，特别是推卸了乱班班主任重担的人，一定不会有当好班主任的能力，一定不会有当好乱班班主任的能力。
同样，一年又一年上班工作，倘若一个人工作量不足，有充分的剩余时间没法消磨，便只好用闲思，或用忧伤，或用牢骚，或用闲话，或用百无聊赖的心绪，或用自责懊恼的感情，或用玩扑克、打麻将来消耗掉剩余的时间，一年又一年重复着自己低水平的工作。
抢工作干的人呢？如同没有时间叹息的蜜蜂，忙于工作，忙于学习，忙于提高，忙于自我更新。几年过后，便是一个能力强的班主任了。
我们的社会正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少劳不少得、多劳不多得、无能的人不少得、能力强的人不多得的可悲现实正在改变。如今，社会已进入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时期，同时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储备能力，增强能力，而增强能力的有效途径便是：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即使不是为了明天，仅仅为了使我们今天活得有价值，活得少一点懊悔，多一分自豪，我们也该多抢挑重担，少推卸责任。
七 笑对人生
一位班主任积极乐观，笑对人生，便容易使学生受到感染，容易使学生性格开朗乐观。
我曾用开朗乐观的态度处理过较复杂的问题，结果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大家很容易便相互理解、相互谅解了。
我也有过情绪不好的时候，这时，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处理起来，也会变得复杂。小事变大，无限上纲，搞得人人自危，情绪紧张，同志关系很不正常。
我便叮嘱自己，要笑对人生，做一名乐观的班主任，是为了学生，也是为了自己。
有人问：“现在学生厌学，教师难当，经费难筹，学校难办，怎么能笑得起来呢？”我反问：“难道愁眉苦脸，就能把那些困难吓跑了？”
我常想：生活像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反过来，你板着阶级斗争面孔对待生活，那就天天都有值得生气的事情。你若对着镜子哭，它当然也对着你哭。
“有那么多困难整天缠着你，笑得起来吗？”“那就要看笑的水平高不高啦!”我想，笑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能力，一项技术。应钻研这门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笑的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笑的能力，这样，教学效率就能高。当然，笑还有其他好处，诸如笑能使心理轻松、思维敏捷、强身祛病、延年益寿、增进团结、吓跑困难等等，就不细说了。
从哪几个方面努力能提高笑的水平呢？
1?郾首先要多做实事。
人在一件又一件地不断做实事的过程中，心里会产生自豪感，快乐感。至少在忙着做实事的时候，没有时间烦恼忧虑。另外，对别人、对集体、对国家有益的实实在在的事做得多了，无愧于人生，无愧于他人，无愧于集体，无愧于国家，才能笑得起来。
2?郾对别人要一片好心，与人为善。
能助人时且助人。没有能力相助时，也决不贬低人，决不嘲笑人，更不能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看着睡在身旁的人都像赫鲁晓夫，然后总惦记着批判别人，斗争别人，整治别人，那样的人生绝不可能快乐。与人斗，其实绝不可能“其乐无穷”，而只能是其苦无穷。在人世间，应该是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这样，别人由于你的存在而快乐，你自然也就容易笑起来。
3?郾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特别要少想一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弱点。
个子高就想个子高的长处，个子矮就想矮的优点。实在有难以改变的弱点，如先天耳聋，则努力发现自己视觉触觉方面的长处。或扬长补短，或扬长避短。眼前事业受挫时，就想想过去自己取得成绩时的心态和过程。这样就有可能由悲观转为乐观，进而激发新的开拓进取精神。
4?郾要看到自身的渺小。
人若把自己看得太重，便会产生过分的自我保护心理，名誉啦，地位啦，财产啦等等。要保护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名誉和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就容易产生重重苦恼。这时不妨采取一点虚无主义的态度，想一想在广阔的宇宙空间，一个人只是一粒沙，甚至是比沙还小的尘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从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活一辈子，七八十岁，也仅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数万分之一，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这样，名誉、地位、财产这些身外之物，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即使失去再多名誉、地位、财产，也不足惜，也能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
5?郾对待人生的不幸要用笑来使它减半。
有人说：“戴着镣铐跳舞是阿Q精神。”我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本质是：用自我安慰来为自己的软弱与无能作辩解。如果我们为了使自己坚强起来，为了使自己减少忧虑，节省下时间来多做实事，为了使自己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而对眼前的不幸采取幽默和无所谓的态度，那有什么不好呢？戴着镣铐跳舞显然比戴着镣铐哭泣更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丢了一大笔钱，本来就已不幸，若再苦恼一天，只能使不幸加倍，倘再因此病倒，岂不使不幸翻了三番？倒不如丢钱之后，想不幸中之幸，“算啦，毕竟没丢太多……”迅速摆脱苦恼，查找原因，亡羊补牢，积极乐观，使不幸至少不再增加。倘处理得好，可由此激励自己开创一个新的项目，开拓一个新的增加财富之道，还有可能变不幸为幸事。千里马不被伯乐发现，本来已是不幸，倘若因此而悲观丧气，牢骚满腹，甚至破罐子破摔，则不仅使不幸加倍，而且会失去千里之能。反过来少想或不想这些，甘做无名之辈，积极进取，充实自我，开朗乐观，笑对人生，多做实事，埋头苦干，等待机遇，则很有可能被大众发现。即使终生不被发现，默默无闻，自己也应开朗乐观，积极进取，快乐地走完一生，享受大马拉小车的轻松自得的乐趣。面对不幸，哭只能失去得更多，笑则至少能抑制不幸的增加，还可能减轻损失，使不幸减半。
6?郾做感兴趣的事。
生活中常有一些猝不及防的烦恼事，如好友偶然产生矛盾啦，工作突然遇到挫折啦等等，明知烦恼不对，可又笑不起来，心被烦乱缠绕，怎么解脱？有效的办法是挑一件自己平时感兴趣的事做。你爱美术，此刻就画画；你爱书法，此刻就练字；你爱看书，就挑一本最感兴趣的书看；你爱打拳，就去打拳；你爱下棋，就去下棋。这样，一件或几件感兴趣的事做过之后，负责烦恼的脑细胞失去了工作机会，不知不觉处于抑制状态，快乐的心境重又恢复，重又笑对人生。
7?郾唱几支歌。
愁的时候，烦的时候，最好听听音乐，唱几支歌。可唱凄苦的歌，也可唱欢乐的歌。几支凄苦的歌，全心全意地唱过之后，胸中凄苦往往也随之排遣出去。再唱几支欢乐的歌，唱的时候要努力做到全身心都沉浸在歌词描绘的境界里，大脑荧光屏上放映歌词中的丛林、鲜花、奔马、海浪、阳光、山谷等等。这样很容易使人重新快乐起来。
8?郾拖拉法。
世人用拖拉法，贻误了不少该做的事。我们也应该用这个办法把愁闷拖少拖无。遇到生气的事，不妨这样告诫自己：“这些闲气一小时以后再生吧!”烦闷向你袭来时，你这样暗示自己：“上午先做几件事，等下午再抽时间烦闷吧!”拖到下午，能拖再往后拖。再比如你想发脾气，并且知道发脾气不对，当气满胸膛难以抑制时，你命令自己：“数15个数以后再发火!”15个数数完了，倘还能抑制住，则5分钟、半小时以后再发火。这样一拖，常常就能想出比发火更高明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9?郾冥想。
愁闷心烦之际，还可微闭双目，目视鼻尖，以鼻对口，以口问心，气沉丹田，浑身放松，大脑入静，能静则万念俱空；不能静则开始冥想，以一念压万念。可以想自己以前到过的印象最深的、曾经流连忘返的风景区。如桂林的大榕树、月亮山、漓江水……再细一些，置身于桂花丛中，桂花的叶，花瓣的色彩，花蕊的形状味道……还可以冥想自己骑着黄鹤，悠闲自得地云游于白云蓝天之间，这时再低头看沙盘一般的江河大地，于是顿感宇宙之浩茫，人生之须臾，便容易心自安详气自宁。这样想来，常常能使烦恼愁闷一扫而光。当然这方法也不是每一个人第一次用就百分之百地灵验。第一次可能只管一两分钟，练的次数多，就随时做随时灵了。
10?郾善于寻找欢乐。
生活中不是缺少欢乐，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欢乐的能力。有的人寻找忧愁的能力很强，总埋怨生活给他的欢乐太少，以致自己老板着阶级斗争脸孔过日子。大家想一想，许多革命前辈，志士仁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生活对他们是太不公平了，可他们在牢狱中仍积极乐观地同腐朽势力作斗争，有的在赴刑场时，仍能高唱《国际歌》。他们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应该永远鼓舞着我们笑对人生，笑对生活。想想慷慨捐躯的先烈，我们个人的忧愁烦恼便很容易烟消云散。再想想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陶铸、彭总、贺总……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斤斤计较的呢？对比“文革”运动时，大家穷得吃不饱穿不暖还拼命斗争自己同胞的过去，看看今天，确实是到处莺歌燕舞，值得高兴、值得欢乐的人和事何止万千!
提高笑的能力，其方法当然绝不仅以上10种。我想，我们人类应该有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笑，有专门的著作来谈笑。三国·魏邯郸淳便编撰有《笑林》，可惜后来亡佚了。我们今天应该重新编辑一本《笑林》，如果能编辑一本《笑学》，设立快乐专业那就更好了。人生苦短，人好不容易才获得一次在地球上生活七八十年的机会，人生值得高兴的事情又这么多，如果不学会笑对人生，那真是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一位班主任积极乐观，笑对人生，便容易使学生受到感染，容易使学生性格开朗乐观。
我曾用开朗乐观的态度处理过较复杂的问题，结果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大家很容易便相互理解、相互谅解了。
我也有过情绪不好的时候，这时，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处理起来，也会变得复杂。小事变大，无限上纲，搞得人人自危，情绪紧张，同志关系很不正常。
我便叮嘱自己，要笑对人生，做一名乐观的班主任，是为了学生，也是为了自己。
有人问：“现在学生厌学，教师难当，经费难筹，学校难办，怎么能笑得起来呢？”我反问：“难道愁眉苦脸，就能把那些困难吓跑了？”
我常想：生活像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反过来，你板着阶级斗争面孔对待生活，那就天天都有值得生气的事情。你若对着镜子哭，它当然也对着你哭。
“有那么多困难整天缠着你，笑得起来吗？”“那就要看笑的水平高不高啦!”我想，笑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能力，一项技术。应钻研这门技术，不断提高自己笑的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笑的能力，这样，教学效率就能高。当然，笑还有其他好处，诸如笑能使心理轻松、思维敏捷、强身祛病、延年益寿、增进团结、吓跑困难等等，就不细说了。
从哪几个方面努力能提高笑的水平呢？
1?郾首先要多做实事。
人在一件又一件地不断做实事的过程中，心里会产生自豪感，快乐感。至少在忙着做实事的时候，没有时间烦恼忧虑。另外，对别人、对集体、对国家有益的实实在在的事做得多了，无愧于人生，无愧于他人，无愧于集体，无愧于国家，才能笑得起来。
2?郾对别人要一片好心，与人为善。
能助人时且助人。没有能力相助时，也决不贬低人，决不嘲笑人，更不能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看着睡在身旁的人都像赫鲁晓夫，然后总惦记着批判别人，斗争别人，整治别人，那样的人生绝不可能快乐。与人斗，其实绝不可能“其乐无穷”，而只能是其苦无穷。在人世间，应该是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这样，别人由于你的存在而快乐，你自然也就容易笑起来。
3?郾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特别要少想一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弱点。
个子高就想个子高的长处，个子矮就想矮的优点。实在有难以改变的弱点，如先天耳聋，则努力发现自己视觉触觉方面的长处。或扬长补短，或扬长避短。眼前事业受挫时，就想想过去自己取得成绩时的心态和过程。这样就有可能由悲观转为乐观，进而激发新的开拓进取精神。
4?郾要看到自身的渺小。
人若把自己看得太重，便会产生过分的自我保护心理，名誉啦，地位啦，财产啦等等。要保护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名誉和非劳动所得的财产，就容易产生重重苦恼。这时不妨采取一点虚无主义的态度，想一想在广阔的宇宙空间，一个人只是一粒沙，甚至是比沙还小的尘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从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活一辈子，七八十岁，也仅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数万分之一，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这样，名誉、地位、财产这些身外之物，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即使失去再多名誉、地位、财产，也不足惜，也能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
5?郾对待人生的不幸要用笑来使它减半。
有人说：“戴着镣铐跳舞是阿Q精神。”我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本质是：用自我安慰来为自己的软弱与无能作辩解。如果我们为了使自己坚强起来，为了使自己减少忧虑，节省下时间来多做实事，为了使自己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而对眼前的不幸采取幽默和无所谓的态度，那有什么不好呢？戴着镣铐跳舞显然比戴着镣铐哭泣更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丢了一大笔钱，本来就已不幸，若再苦恼一天，只能使不幸加倍，倘再因此病倒，岂不使不幸翻了三番？倒不如丢钱之后，想不幸中之幸，“算啦，毕竟没丢太多……”迅速摆脱苦恼，查找原因，亡羊补牢，积极乐观，使不幸至少不再增加。倘处理得好，可由此激励自己开创一个新的项目，开拓一个新的增加财富之道，还有可能变不幸为幸事。千里马不被伯乐发现，本来已是不幸，倘若因此而悲观丧气，牢骚满腹，甚至破罐子破摔，则不仅使不幸加倍，而且会失去千里之能。反过来少想或不想这些，甘做无名之辈，积极进取，充实自我，开朗乐观，笑对人生，多做实事，埋头苦干，等待机遇，则很有可能被大众发现。即使终生不被发现，默默无闻，自己也应开朗乐观，积极进取，快乐地走完一生，享受大马拉小车的轻松自得的乐趣。面对不幸，哭只能失去得更多，笑则至少能抑制不幸的增加，还可能减轻损失，使不幸减半。
6?郾做感兴趣的事。
生活中常有一些猝不及防的烦恼事，如好友偶然产生矛盾啦，工作突然遇到挫折啦等等，明知烦恼不对，可又笑不起来，心被烦乱缠绕，怎么解脱？有效的办法是挑一件自己平时感兴趣的事做。你爱美术，此刻就画画；你爱书法，此刻就练字；你爱看书，就挑一本最感兴趣的书看；你爱打拳，就去打拳；你爱下棋，就去下棋。这样，一件或几件感兴趣的事做过之后，负责烦恼的脑细胞失去了工作机会，不知不觉处于抑制状态，快乐的心境重又恢复，重又笑对人生。
7?郾唱几支歌。
愁的时候，烦的时候，最好听听音乐，唱几支歌。可唱凄苦的歌，也可唱欢乐的歌。几支凄苦的歌，全心全意地唱过之后，胸中凄苦往往也随之排遣出去。再唱几支欢乐的歌，唱的时候要努力做到全身心都沉浸在歌词描绘的境界里，大脑荧光屏上放映歌词中的丛林、鲜花、奔马、海浪、阳光、山谷等等。这样很容易使人重新快乐起来。
8?郾拖拉法。
世人用拖拉法，贻误了不少该做的事。我们也应该用这个办法把愁闷拖少拖无。遇到生气的事，不妨这样告诫自己：“这些闲气一小时以后再生吧!”烦闷向你袭来时，你这样暗示自己：“上午先做几件事，等下午再抽时间烦闷吧!”拖到下午，能拖再往后拖。再比如你想发脾气，并且知道发脾气不对，当气满胸膛难以抑制时，你命令自己：“数15个数以后再发火!”15个数数完了，倘还能抑制住，则5分钟、半小时以后再发火。这样一拖，常常就能想出比发火更高明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9?郾冥想。
愁闷心烦之际，还可微闭双目，目视鼻尖，以鼻对口，以口问心，气沉丹田，浑身放松，大脑入静，能静则万念俱空；不能静则开始冥想，以一念压万念。可以想自己以前到过的印象最深的、曾经流连忘返的风景区。如桂林的大榕树、月亮山、漓江水……再细一些，置身于桂花丛中，桂花的叶，花瓣的色彩，花蕊的形状味道……还可以冥想自己骑着黄鹤，悠闲自得地云游于白云蓝天之间，这时再低头看沙盘一般的江河大地，于是顿感宇宙之浩茫，人生之须臾，便容易心自安详气自宁。这样想来，常常能使烦恼愁闷一扫而光。当然这方法也不是每一个人第一次用就百分之百地灵验。第一次可能只管一两分钟，练的次数多，就随时做随时灵了。
10?郾善于寻找欢乐。
生活中不是缺少欢乐，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欢乐的能力。有的人寻找忧愁的能力很强，总埋怨生活给他的欢乐太少，以致自己老板着阶级斗争脸孔过日子。大家想一想，许多革命前辈，志士仁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生活对他们是太不公平了，可他们在牢狱中仍积极乐观地同腐朽势力作斗争，有的在赴刑场时，仍能高唱《国际歌》。他们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应该永远鼓舞着我们笑对人生，笑对生活。想想慷慨捐躯的先烈，我们个人的忧愁烦恼便很容易烟消云散。再想想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陶铸、彭总、贺总……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斤斤计较的呢？对比“文革”运动时，大家穷得吃不饱穿不暖还拼命斗争自己同胞的过去，看看今天，确实是到处莺歌燕舞，值得高兴、值得欢乐的人和事何止万千!
提高笑的能力，其方法当然绝不仅以上10种。我想，我们人类应该有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笑，有专门的著作来谈笑。三国·魏邯郸淳便编撰有《笑林》，可惜后来亡佚了。我们今天应该重新编辑一本《笑林》，如果能编辑一本《笑学》，设立快乐专业那就更好了。人生苦短，人好不容易才获得一次在地球上生活七八十年的机会，人生值得高兴的事情又这么多，如果不学会笑对人生，那真是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
八 选一位控制教师发怒的同学
在广阔天地种地的时候，在农村教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个乐天派。现在分析起来，可能那时社会忧患太多了，“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揪斗牛鬼蛇神”，等等等等。一些人总在琢磨着整人，不断想出名目繁多的点子，挑动中国人无休止地窝里斗。
客观世界本已有这么多的忧患，倘主观世界再寻烦恼，那人间真是没意思透了。于是便千方百计保持自己心态的正常，少发火，少折磨自己，多干实实在在的事情，品尝做实事的乐趣，以求心理平衡。那时什么都看家庭成分，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造反派不向咱发火就不错了，咱怎么好向造反派发火呢。
在工厂，开头两年顺境，曾发过两次脾气，到了批林批孔，自己也挨批的时候，自然又没有了发脾气的资本。
到学校教书，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客观上，文革终结，政治解冻，自己又有了理想的工作，心情愉快，半年之后，做教导处副主任。教导处两位主任，一位主抓教学，我自然便分工抓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那时4个年级，26个教学班，1558名学生。文革刚刚结束，学生纪律不好，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那时学生打架很凶，枪刺、砍刀、匕首都会用上。有一次，一个班级为了备战，竟然拿了20多把铁锹铁铲。有一次，学生打起来，我跑去看时，失败者已躺在地上，腹部已被扎了5个窟窿，正流着血。还有一次，一个很霸道的学生，没有什么原因便往人家的头上砍了3刀。待我跑去，砍人者已逃，我只好领着受害者去医院缝合。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我的耐心受到了挑战，并且失去了抵抗力，于是发火发怒，变得脾气暴躁。
到了1979年3月，自己带实验班还兼负责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时，这毛病仍没改。
一次，学生在教室里闹，每人拿条绳子，你抽我，我抽你，你捆我，我捆你，屋里弄得乌烟瘴气，桌椅东倒西歪，我看了，气不打一处来，破门而入，满脸怒气。学生一见，顿时惊呆，不知所措。我本应理智清醒地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帮学生分析利弊得失和控制不再重犯的方法，但人在发怒时一般不会这样做，一般都会找发泄怒气的方法，发泄得越厉害，心里便越痛快。于是学生成了我发泄怒气的对象，我狠狠地训了这些同学一顿，又让他们在教室前面站成排，责令他们将打人的绳子高举过头，有的同学累得汗流满面，我还是不肯饶恕。当时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这样做增强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但处在愤怒中的我，也像劣迹学生处在激愤状态时一样，不顾一切了，对抗就对抗下去，非把你压服不可。
这以后，再和这几位同学见面，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他们躲避我，我也不自然。
每次发过脾气之后，都使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伤害，我自己也陷入情绪陷阱之中，懊恼后悔。深深尝了发脾气的痛苦之后，我认识到：人在发脾气、愤怒时，是智能较低下的时候，往往做出愚蠢的判断和荒唐的决定。要做好工作，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也是为了学生，更是为了自己，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少发或不发脾气。
发脾气的人大都尝过发脾气的苦头，大都有控制自己的愿望，平心静气时充满战胜自己的信心；一旦情绪的怒涛翻卷，薄弱的意志大坝便被冲垮。怎样在冲垮前便请人帮助堵住？我向学生讲了自己内心的冲突，请同学们帮忙控制自己的情绪。除了请大家帮忙外，还请一位同学具体负责，当他发现老师的脸色多云转阴时，便及时提醒、劝告。我表示决心说：“只要这位同学一提出警告，老师一定听从，立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王迎同学自告奋勇，愿意负责控制老师发怒。这位同学的母亲是我在电机厂时的师傅，从小我便熟悉这位同学。在他的眼里，我不只是老师，更多的还是熟人、是朋友、是兄长，即使我当了他的班主任以后，他也常常和过去一样和我开玩笑，随随便便，想说啥就说啥。王迎为人又单纯、直爽、热情，心地善良，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喜欢直截了当，不会转弯抹角。他负责控制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天，校内两个班级发生斗殴，我把几位蛮横的学生找到办公室。批评他们时，还不太服气，双方又争吵起来，强者又向弱者出了手。一气之下，我采取了过分的措施，狠狠惩治了霸道的学生。风波压下去了，我同被惩治的学生谈了心，他理解了老师，我们成了朋友。但由过分措施而产生的内心不快却缠绕着我，我离开办公室，向自己班的教室走去，想排遣一下不良的情绪。
那时自己刚接班不久，学生还没有自治能力，学生们像是给老师守纪律，给老师当长工，给老师学习。教室南面的4个大窗户对着操场，北面的一个窗户对着140米长的走廊，我通常从走廊的窗户往里望，这个窗户便成了我和学生监视和反监视的前线。
我还没走到窗边，便听到屋内乱哄哄，刚到窗外，便见4位同学在教室打粉笔头，还有十几个人助威，搅得别人无法自习。我本想到自己的班级轻松一下，改变烦躁的情绪，不料自己的学生也是这么不争气，烦躁愈加烦躁，怒从心头起，冲进门去，想大发雷霆之怒，狠狠惩治那几个人。学生见我出现，立即惊呆了，正闹着的几个人见我怒容满面，一个个不知所措。我正要大吼一声，王迎同学站了起来，笑着看我——在这种气氛中，也只有他还敢笑。我一时竟忘了过去的许诺，问：“你站起来干什么？”他又笑着，不自然地挠了挠头，说：“老师过去让我帮助您控制发怒，不知道今天还算不算数？”
是啊，过去当着全班同学面说的请人家控制我发怒，今天又当着大家面提这个问题，我能说不算数吗？我咽了几口唾液，稳定了一下情绪，硬是压住了自己到嘴边的话。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我请王迎同学到外面。我们在走廊里一块商量处理乱子的办法，在融洽的气氛中解决了问题，使几位违纪同学从内心产生了想战胜自己的愿望。
王迎同学多次有效地控制住我，使我不发脾气，渐渐地，我爱发怒的脑细胞利用率低了，能力也低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我便充满了对王迎同学深深的感激之情。
在广阔天地种地的时候，在农村教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个乐天派。现在分析起来，可能那时社会忧患太多了，“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揪斗牛鬼蛇神”，等等等等。一些人总在琢磨着整人，不断想出名目繁多的点子，挑动中国人无休止地窝里斗。
客观世界本已有这么多的忧患，倘主观世界再寻烦恼，那人间真是没意思透了。于是便千方百计保持自己心态的正常，少发火，少折磨自己，多干实实在在的事情，品尝做实事的乐趣，以求心理平衡。那时什么都看家庭成分，自己不是红五类出身，造反派不向咱发火就不错了，咱怎么好向造反派发火呢。
在工厂，开头两年顺境，曾发过两次脾气，到了批林批孔，自己也挨批的时候，自然又没有了发脾气的资本。
到学校教书，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客观上，文革终结，政治解冻，自己又有了理想的工作，心情愉快，半年之后，做教导处副主任。教导处两位主任，一位主抓教学，我自然便分工抓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那时4个年级，26个教学班，1558名学生。文革刚刚结束，学生纪律不好，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那时学生打架很凶，枪刺、砍刀、匕首都会用上。有一次，一个班级为了备战，竟然拿了20多把铁锹铁铲。有一次，学生打起来，我跑去看时，失败者已躺在地上，腹部已被扎了5个窟窿，正流着血。还有一次，一个很霸道的学生，没有什么原因便往人家的头上砍了3刀。待我跑去，砍人者已逃，我只好领着受害者去医院缝合。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我的耐心受到了挑战，并且失去了抵抗力，于是发火发怒，变得脾气暴躁。
到了1979年3月，自己带实验班还兼负责学校学生管理工作时，这毛病仍没改。
一次，学生在教室里闹，每人拿条绳子，你抽我，我抽你，你捆我，我捆你，屋里弄得乌烟瘴气，桌椅东倒西歪，我看了，气不打一处来，破门而入，满脸怒气。学生一见，顿时惊呆，不知所措。我本应理智清醒地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帮学生分析利弊得失和控制不再重犯的方法，但人在发怒时一般不会这样做，一般都会找发泄怒气的方法，发泄得越厉害，心里便越痛快。于是学生成了我发泄怒气的对象，我狠狠地训了这些同学一顿，又让他们在教室前面站成排，责令他们将打人的绳子高举过头，有的同学累得汗流满面，我还是不肯饶恕。当时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这样做增强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但处在愤怒中的我，也像劣迹学生处在激愤状态时一样，不顾一切了，对抗就对抗下去，非把你压服不可。
这以后，再和这几位同学见面，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他们躲避我，我也不自然。
每次发过脾气之后，都使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伤害，我自己也陷入情绪陷阱之中，懊恼后悔。深深尝了发脾气的痛苦之后，我认识到：人在发脾气、愤怒时，是智能较低下的时候，往往做出愚蠢的判断和荒唐的决定。要做好工作，为了集体，为了国家，也是为了学生，更是为了自己，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少发或不发脾气。
发脾气的人大都尝过发脾气的苦头，大都有控制自己的愿望，平心静气时充满战胜自己的信心；一旦情绪的怒涛翻卷，薄弱的意志大坝便被冲垮。怎样在冲垮前便请人帮助堵住？我向学生讲了自己内心的冲突，请同学们帮忙控制自己的情绪。除了请大家帮忙外，还请一位同学具体负责，当他发现老师的脸色多云转阴时，便及时提醒、劝告。我表示决心说：“只要这位同学一提出警告，老师一定听从，立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王迎同学自告奋勇，愿意负责控制老师发怒。这位同学的母亲是我在电机厂时的师傅，从小我便熟悉这位同学。在他的眼里，我不只是老师，更多的还是熟人、是朋友、是兄长，即使我当了他的班主任以后，他也常常和过去一样和我开玩笑，随随便便，想说啥就说啥。王迎为人又单纯、直爽、热情，心地善良，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喜欢直截了当，不会转弯抹角。他负责控制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天，校内两个班级发生斗殴，我把几位蛮横的学生找到办公室。批评他们时，还不太服气，双方又争吵起来，强者又向弱者出了手。一气之下，我采取了过分的措施，狠狠惩治了霸道的学生。风波压下去了，我同被惩治的学生谈了心，他理解了老师，我们成了朋友。但由过分措施而产生的内心不快却缠绕着我，我离开办公室，向自己班的教室走去，想排遣一下不良的情绪。
那时自己刚接班不久，学生还没有自治能力，学生们像是给老师守纪律，给老师当长工，给老师学习。教室南面的4个大窗户对着操场，北面的一个窗户对着140米长的走廊，我通常从走廊的窗户往里望，这个窗户便成了我和学生监视和反监视的前线。
我还没走到窗边，便听到屋内乱哄哄，刚到窗外，便见4位同学在教室打粉笔头，还有十几个人助威，搅得别人无法自习。我本想到自己的班级轻松一下，改变烦躁的情绪，不料自己的学生也是这么不争气，烦躁愈加烦躁，怒从心头起，冲进门去，想大发雷霆之怒，狠狠惩治那几个人。学生见我出现，立即惊呆了，正闹着的几个人见我怒容满面，一个个不知所措。我正要大吼一声，王迎同学站了起来，笑着看我——在这种气氛中，也只有他还敢笑。我一时竟忘了过去的许诺，问：“你站起来干什么？”他又笑着，不自然地挠了挠头，说：“老师过去让我帮助您控制发怒，不知道今天还算不算数？”
是啊，过去当着全班同学面说的请人家控制我发怒，今天又当着大家面提这个问题，我能说不算数吗？我咽了几口唾液，稳定了一下情绪，硬是压住了自己到嘴边的话。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我请王迎同学到外面。我们在走廊里一块商量处理乱子的办法，在融洽的气氛中解决了问题，使几位违纪同学从内心产生了想战胜自己的愿望。
王迎同学多次有效地控制住我，使我不发脾气，渐渐地，我爱发怒的脑细胞利用率低了，能力也低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我便充满了对王迎同学深深的感激之情。
九 服装与发型
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对学生们也有一点教育作用。说一点，意思是没有太大的教育作用，用不着大惊小怪，无限上纲。这一点作用可以忽视，但不忽视总比忽视要好一些。
对于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我想两点要求即可：1?郾整洁；2?郾大致符合当时当地的大众服饰习惯。
见到有的青年教师穿不整洁的衣服，我总要建议他去洗、去换，道理很简单：我们要求学生做到衣着整洁。有的便举出藤野先生的例子，说：“他的衣着那么脏，不照旧受到鲁迅的尊敬吗？”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也许那时日本教师生活困难，负担极重，不讲卫生的人多，学生便也见怪不怪。倘此时再在日本出现一个穿相同衣服的人，人们怕是普遍会怀疑为精神病人吧!学生也会为有这样脏的教师而感到羞惭吧!”
第二条要求便不好把握。原来我提出教师服装应俭朴。我的一件蓝平纹衣服，洗了一水又一水，式样是中山装，在工厂已穿了两年，到学校穿了4年，蓝色已退成灰色，领、袖、兜盖处还磨成了白色。有同学说：“老师，衣服这么旧了，您到各市去开会，该换一件了。”
“穿这样的衣服有什么不好？不是很俭朴吗？”
“反正我们觉得不太好，都八十年代了，俭朴过分，就像给社会主义掉价似的。”
给社会主义掉价（北方话，大致指降低威信的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细一想，也有理，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总穿五六十年代的衣服，穿下乡劳动时的衣服，显然不合时宜，不仅给社会主义掉价，也给教师这个职业掉价。
我也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太简单了。1982年8月1日，我结婚时穿的“礼服”，上衣是穿了两年多的白衬衣，裤子是一条以前花10元钱买的灰裤子。那时受“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影响很深，宁肯花几百元买书送给学生，也不肯花几十元买件衣服。
学生一批评给社会主义掉价，我才慢慢转变观念，逐渐觉得，穿得太落伍，也是给自己掉价。于是开始穿质地好一点的衣服。
1987年，我到香港考察前买了一套西服，并且第一次打了领带。已毕业的学生见了说：“老师这回更新换代，跟上形势了。”听了这话，再看看这身衣服，自我感觉确实比过去穿那退色的衣服好一些。
写此稿时，我穿的是一套1991年5月去广州时花80元钱买的深蓝色西装套服。穿这套衣服，我走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感觉良好。对服装很有研究的郜老师认真看了这套衣服，说：“至少要在350元以上。”穿着这样的服装自然不掉价了。
但我对穿奇特服装的教师仍看不惯。当校长以来，我一直要求学生穿校服。既然不允许学生穿奇装异服，教师怎么可以呢。我批评衣服穿得过分花哨奇特的教师：“不能忘记我们从事的职业是教师，不是演员，不是服装模特，不是服装柜台的售货员。”目前我感觉自己批评得有理，不知过了十几年后，会不会像否定我提倡服装俭朴一样被否定。
我盼望，教师这个行业能够大致统一一下服装，或者统一由国家制装。不知道这一愿望能否实现。
我不让校内的男教师蓄长发、留胡须，也不让女教师把头弄得奇形怪状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让学生这样做。我自己先做到及时理发。12年前，我们班理发小组刘志军同学技术很高，那几年，由他给我理发。刘志军毕业后，新一届的学生怕自己技术不行，都不好意思给我理。我到理发店去了一段时间，觉得浪费时间。当校长后，我开始自己理发，每个月对着镜子理一次，十几分钟即可，这些年来再没去过一次理发店。许多人都不相信自己能给自己理发，有时我就表演给别人看，这确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仅节省理发费，最可宝贵的是节省了时间。
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对学生们也有一点教育作用。说一点，意思是没有太大的教育作用，用不着大惊小怪，无限上纲。这一点作用可以忽视，但不忽视总比忽视要好一些。
对于班主任的服装与发型，我想两点要求即可：1?郾整洁；2?郾大致符合当时当地的大众服饰习惯。
见到有的青年教师穿不整洁的衣服，我总要建议他去洗、去换，道理很简单：我们要求学生做到衣着整洁。有的便举出藤野先生的例子，说：“他的衣着那么脏，不照旧受到鲁迅的尊敬吗？”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也许那时日本教师生活困难，负担极重，不讲卫生的人多，学生便也见怪不怪。倘此时再在日本出现一个穿相同衣服的人，人们怕是普遍会怀疑为精神病人吧!学生也会为有这样脏的教师而感到羞惭吧!”
第二条要求便不好把握。原来我提出教师服装应俭朴。我的一件蓝平纹衣服，洗了一水又一水，式样是中山装，在工厂已穿了两年，到学校穿了4年，蓝色已退成灰色，领、袖、兜盖处还磨成了白色。有同学说：“老师，衣服这么旧了，您到各市去开会，该换一件了。”
“穿这样的衣服有什么不好？不是很俭朴吗？”
“反正我们觉得不太好，都八十年代了，俭朴过分，就像给社会主义掉价似的。”
给社会主义掉价（北方话，大致指降低威信的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细一想，也有理，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总穿五六十年代的衣服，穿下乡劳动时的衣服，显然不合时宜，不仅给社会主义掉价，也给教师这个职业掉价。
我也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太简单了。1982年8月1日，我结婚时穿的“礼服”，上衣是穿了两年多的白衬衣，裤子是一条以前花10元钱买的灰裤子。那时受“越穷越革命”的思想影响很深，宁肯花几百元买书送给学生，也不肯花几十元买件衣服。
学生一批评给社会主义掉价，我才慢慢转变观念，逐渐觉得，穿得太落伍，也是给自己掉价。于是开始穿质地好一点的衣服。
1987年，我到香港考察前买了一套西服，并且第一次打了领带。已毕业的学生见了说：“老师这回更新换代，跟上形势了。”听了这话，再看看这身衣服，自我感觉确实比过去穿那退色的衣服好一些。
写此稿时，我穿的是一套1991年5月去广州时花80元钱买的深蓝色西装套服。穿这套衣服，我走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感觉良好。对服装很有研究的郜老师认真看了这套衣服，说：“至少要在350元以上。”穿着这样的服装自然不掉价了。
但我对穿奇特服装的教师仍看不惯。当校长以来，我一直要求学生穿校服。既然不允许学生穿奇装异服，教师怎么可以呢。我批评衣服穿得过分花哨奇特的教师：“不能忘记我们从事的职业是教师，不是演员，不是服装模特，不是服装柜台的售货员。”目前我感觉自己批评得有理，不知过了十几年后，会不会像否定我提倡服装俭朴一样被否定。
我盼望，教师这个行业能够大致统一一下服装，或者统一由国家制装。不知道这一愿望能否实现。
我不让校内的男教师蓄长发、留胡须，也不让女教师把头弄得奇形怪状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让学生这样做。我自己先做到及时理发。12年前，我们班理发小组刘志军同学技术很高，那几年，由他给我理发。刘志军毕业后，新一届的学生怕自己技术不行，都不好意思给我理。我到理发店去了一段时间，觉得浪费时间。当校长后，我开始自己理发，每个月对着镜子理一次，十几分钟即可，这些年来再没去过一次理发店。许多人都不相信自己能给自己理发，有时我就表演给别人看，这确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仅节省理发费，最可宝贵的是节省了时间。
十 发展自己的长处
1990年，辽宁省中学历史教研会在我们盘锦市实验中学召开，会场内的横幅上写的是：学习魏书生教改经验，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会议总结的那一天，领导找我说：“魏校长，你给讲一讲吧!”我说：“会议代表中很多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前辈，我又是历史教学的外行，哪有资格讲。”“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历史教学怎样学习魏书生经验，你不讲怎么行？”
推辞不过，只好上台。这次发言，我只讲了发展长处的问题。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衷心希望大家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长处，千万不要都来模仿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有的老师擅长讲授，他讲历史课，好、中、差学生都非常愿听，兴趣浓，注意力好，边听边理解边记忆。老师讲的知识入耳入心，在大脑皮层上留下较深的痕迹，学生考试成绩好，那就证明这位老师的讲是成功的，他还应该讲下去，还应该发展讲的长处，讲得更生动、形象、科学、系统，讲得更有趣、更吸引人、更迷人。他不应该看了魏书生上课，很少自己讲授，于是也不讲授了，也去组织学生讨论。那样丢了自己的长处，再学一种方法，即使成功，也多用许多时间。
有的老师擅长写，字写得漂亮，还会绘画，板书设计极吸引人，学生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研究他的板书。在欣赏研究的过程中，学生很容易便理解了历史事件复杂的起因，记住了历史人物、大事年表等知识。学生学历史兴趣浓、成绩好，显然老师写的长处起作用了。这样，老师当然应该继续发展写的长处，写得更科学、更艺术、更迷人，而无需看魏书生一堂课有时只有十几个字的板书，于是自己回去也很少板书了。
也有这样的老师，不善讲，有人听课就脸红；不善写，练了十几年字，字还是写得歪歪扭扭。但他不自卑，因为他有一个长处：善于个别辅导。无论教什么班级，好、中、差学生一经他辅导，都学有动力，学有目标，学有方法，学有兴趣。他教不长时间，各类学生都有明显进步，这就说明他的辅导功夫过得硬。他应努力发展辅导这方面的长处，写出论文，写出专著。那么，尽管他讲得不好，写得也不漂亮，但他完全可能成为辅导方面的专家，成为特级教师。
我接着说：“能不能说擅长唱的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唱起来呢？”
会场上一阵笑声，大概是觉得不可能吧。
这时省历史教研室崔主任站起来说：“我就接触过这样一位老师，善于唱，把知识点编成唱词，一上课就唱给学生听。教学效果非常好。”我想学生上这样的课一定感觉是一种享受，课前盼望着老师快些来，课上听着老师讲，欣赏着老师的唱，思考着老师的唱词，下课了，不愿让老师离去，考试成绩高。这位老师能因为学魏书生的“六步法”，发现魏书生上课并不唱，于是他便也抑制了自己唱的长处，由一位有特长的老师重新变为平常的老师吗？这样学习显然是片面的，还不如不学。
我不是主张不向别人学习，而是主张坚持自己的长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抑制自己的长处。一个人有很多长处当然好，长处不多，只有一点儿，只要努力发展，同样能取得突出成绩。
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人的时候，喜欢把人家的长处说成是雕虫小技。且不说雕虫原指篆字书法这门艺术，单是引申义——微不足道的技能，真要努力发展也能有突出成绩。如在小器物上雕刻这些小技能：在桃核上刻舟，在枣核上刻人物，在牙签上刻山水，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一位中国微雕艺术家在国外表演，外国友人当场拔下一根头发，请求在上面刻字，艺术家倾刻之间，在头发上刻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8个字，外国友人在放大镜下看了这8个字，喜不自禁，当场拿出5万美元酬谢。
我18岁下乡，19岁当班主任时跟几位年龄大的学生只差一两岁。没经过师范训练，不会做班级工作，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但又不能自卑，便努力寻找自己的长处。
我发现自己的长处是善于商量。班级纪律不好，找班干部一商量，大家帮我想了许多办法。用这些办法维持纪律，班级秩序比以前好多了。我不会开主题班会，又和学生们一起商量，大家帮我想出了提高班会质量的好办法。个别学生学农劳动时不积极，我和学生们商量出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凭着商量的长处，我这个从没带过班的人，居然使班集体有了极强的凝聚力。后来，离开农村，到工厂，又回到学校教书，当班主任，我一直记着自己这一点长处，并努力发展这一点长处。
后来，当了书记、校长，我也是凭着商量这两个字，最大限度调动了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6年多来，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不仅同自己的学生商量，给外省市的学生上课我也依靠“商量”这两个字，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8年多来，我给中苏边界的黑河市的学生上过课，也给南宁、桂林、广州、深圳的学生上过课；给西部城市乌鲁木齐、拉萨、兰州、重庆的学生讲过课，也给东部济南、南京、上海、厦门的学生讲过课。
应该说，给学生上课，要比向老师汇报教改情况复杂得多，困难大得多。
有一次，教研部门的一位领导跟我说：“魏老师，您把明天要讲的课文题目告诉我们，我们组织学生先预习一下，讲课成功的把握不是更大吗？”
“我从1981年9月起，讲公开课就从来没让学生预习过，这次也不破例为好。”
“那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了我也没负担，本来我就应该实实在在地向老师们袒露一个真诚的自我，露出缺点毛病，才能得到老师们的帮助。”
“您是没有负担，可是我们有压力呀。”
“为什么有压力？”
“明天听课的人很多，老师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最远的山区老师，用了3天时间，换了4次车专程赶到这里，倘失败了，我们组织者要受责备。”
在洛阳，老师们告诉我：“明天有1600人听课。”在武汉，是1900人听课，在哈尔滨，2000人听课。到郑州，马正老师告诉我：“明天在郑州大学礼堂的舞台上讲课，下面是2000个座位，票还不够分，在过道上又加了200个小方凳，听众2200人，刘副市长也来听课，不预习行吗？”
我心里比较踏实，原因在于我有“商量”的长处。
1989年国庆节，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刚到京，北师大张鸿苓教授和北京教育学院刘全利主任便到住处找我。“你给我们讲公开课吧!”我说：“事先不是说好到京后的第三天讲课吗？”“第三天是给全市语文教师代表和教研员讲，上课的是普通中学的学生，今天下午重点中学的老师想听听你怎么给重点中学的学生上课。”
我说：“讲就讲吧，我现在正讲第三册教材，从中找篇课文吧。”
“不，老师们想听听你怎样调动刚入学新生的自学积极性，就讲第一册教材。”
“那我没带教材怎么办？”
“不要紧，下午到会场就有了。”
下午1：50，张教授给了我一本教材，我匆匆忙忙备了8分钟课，2：00进会场。上课的学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学生。我便实话实说：“同学们，我上午10点多赶到北京，10分钟以前才拿到教材，没备好课就上课来了，怎么上，咱们商量着上吧!”同学们一听都笑了，学生愿意接触没有架子，和他们说心里话的老师。
“今天我们讲小说《最后一课》。大家说说学一篇小说，要完成几项任务？”同学们很热烈地发言。“好了，我们完成这样5项任务。”“大家首先做哪件事？”“60分钟完成5项任务行不行？”“分析人物形象这项任务，是老师讲好，还是学生干部讲好？是大家讨论好，还是分头查资料好？”
实验中学的学生非常聪明，尽管我课备得不好，但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教学任务还是准时完成了。同学们都嫌时间过得太快，不愿下课，下课后团团围住我，问长问短，让我给签字……
在西藏，我给学生上完课，第二天，我要走时，学生们又赶来看我，送我。在乌鲁木齐，课讲完了，要下课时，学生一齐要求我压堂。在厦门上完课，学生喊：“老师，我们要求拖课。”我问：“什么叫拖课？”学生说：“拖课就是到下课时间也不下课。”“原来如此，我们北方学生管这叫压堂。”“咱们压堂多长时间呢？”“老师愿压多长时间就压多长时间。”于是我便用十几分钟讲一讲人脑潜力开发的方法。
也有时讲完课刚回到盘锦，便接到全国各地师生的来信。安徽和四川听课的学生寄来了问候信，兰州的学生寄来了祝福卡……
于是有的老师问我：课前你和学生素不相识，到了讲台上师生才第一次见面，才宣布这节课讲哪篇课文。你是凭什么秘密武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学生沟通了感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学生的理解与信任的？
其实，我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我这两个字的长处，多和学生商量。
一个当班主任的，如果凡事都和学生商量，一定容易成功。
商量，就不全是教师说了算，即使是我们的主张和办法都正确。如“我们应到客运站劳动”这件事，你用不容置辩的命令口吻，学生就不愿意接受。用商量的口吻呢，就好接受多了。再让大家商量商量劳动的好处，那么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就更高了。
1990年，辽宁省中学历史教研会在我们盘锦市实验中学召开，会场内的横幅上写的是：学习魏书生教改经验，深化历史教学改革。
会议总结的那一天，领导找我说：“魏校长，你给讲一讲吧!”我说：“会议代表中很多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前辈，我又是历史教学的外行，哪有资格讲。”“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历史教学怎样学习魏书生经验，你不讲怎么行？”
推辞不过，只好上台。这次发言，我只讲了发展长处的问题。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衷心希望大家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长处，千万不要都来模仿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有的老师擅长讲授，他讲历史课，好、中、差学生都非常愿听，兴趣浓，注意力好，边听边理解边记忆。老师讲的知识入耳入心，在大脑皮层上留下较深的痕迹，学生考试成绩好，那就证明这位老师的讲是成功的，他还应该讲下去，还应该发展讲的长处，讲得更生动、形象、科学、系统，讲得更有趣、更吸引人、更迷人。他不应该看了魏书生上课，很少自己讲授，于是也不讲授了，也去组织学生讨论。那样丢了自己的长处，再学一种方法，即使成功，也多用许多时间。
有的老师擅长写，字写得漂亮，还会绘画，板书设计极吸引人，学生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研究他的板书。在欣赏研究的过程中，学生很容易便理解了历史事件复杂的起因，记住了历史人物、大事年表等知识。学生学历史兴趣浓、成绩好，显然老师写的长处起作用了。这样，老师当然应该继续发展写的长处，写得更科学、更艺术、更迷人，而无需看魏书生一堂课有时只有十几个字的板书，于是自己回去也很少板书了。
也有这样的老师，不善讲，有人听课就脸红；不善写，练了十几年字，字还是写得歪歪扭扭。但他不自卑，因为他有一个长处：善于个别辅导。无论教什么班级，好、中、差学生一经他辅导，都学有动力，学有目标，学有方法，学有兴趣。他教不长时间，各类学生都有明显进步，这就说明他的辅导功夫过得硬。他应努力发展辅导这方面的长处，写出论文，写出专著。那么，尽管他讲得不好，写得也不漂亮，但他完全可能成为辅导方面的专家，成为特级教师。
我接着说：“能不能说擅长唱的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唱起来呢？”
会场上一阵笑声，大概是觉得不可能吧。
这时省历史教研室崔主任站起来说：“我就接触过这样一位老师，善于唱，把知识点编成唱词，一上课就唱给学生听。教学效果非常好。”我想学生上这样的课一定感觉是一种享受，课前盼望着老师快些来，课上听着老师讲，欣赏着老师的唱，思考着老师的唱词，下课了，不愿让老师离去，考试成绩高。这位老师能因为学魏书生的“六步法”，发现魏书生上课并不唱，于是他便也抑制了自己唱的长处，由一位有特长的老师重新变为平常的老师吗？这样学习显然是片面的，还不如不学。
我不是主张不向别人学习，而是主张坚持自己的长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抑制自己的长处。一个人有很多长处当然好，长处不多，只有一点儿，只要努力发展，同样能取得突出成绩。
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人的时候，喜欢把人家的长处说成是雕虫小技。且不说雕虫原指篆字书法这门艺术，单是引申义——微不足道的技能，真要努力发展也能有突出成绩。如在小器物上雕刻这些小技能：在桃核上刻舟，在枣核上刻人物，在牙签上刻山水，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一位中国微雕艺术家在国外表演，外国友人当场拔下一根头发，请求在上面刻字，艺术家倾刻之间，在头发上刻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8个字，外国友人在放大镜下看了这8个字，喜不自禁，当场拿出5万美元酬谢。
我18岁下乡，19岁当班主任时跟几位年龄大的学生只差一两岁。没经过师范训练，不会做班级工作，我承认自己的不足，但又不能自卑，便努力寻找自己的长处。
我发现自己的长处是善于商量。班级纪律不好，找班干部一商量，大家帮我想了许多办法。用这些办法维持纪律，班级秩序比以前好多了。我不会开主题班会，又和学生们一起商量，大家帮我想出了提高班会质量的好办法。个别学生学农劳动时不积极，我和学生们商量出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凭着商量的长处，我这个从没带过班的人，居然使班集体有了极强的凝聚力。后来，离开农村，到工厂，又回到学校教书，当班主任，我一直记着自己这一点长处，并努力发展这一点长处。
后来，当了书记、校长，我也是凭着商量这两个字，最大限度调动了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6年多来，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不仅同自己的学生商量，给外省市的学生上课我也依靠“商量”这两个字，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8年多来，我给中苏边界的黑河市的学生上过课，也给南宁、桂林、广州、深圳的学生上过课；给西部城市乌鲁木齐、拉萨、兰州、重庆的学生讲过课，也给东部济南、南京、上海、厦门的学生讲过课。
应该说，给学生上课，要比向老师汇报教改情况复杂得多，困难大得多。
有一次，教研部门的一位领导跟我说：“魏老师，您把明天要讲的课文题目告诉我们，我们组织学生先预习一下，讲课成功的把握不是更大吗？”
“我从1981年9月起，讲公开课就从来没让学生预习过，这次也不破例为好。”
“那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了我也没负担，本来我就应该实实在在地向老师们袒露一个真诚的自我，露出缺点毛病，才能得到老师们的帮助。”
“您是没有负担，可是我们有压力呀。”
“为什么有压力？”
“明天听课的人很多，老师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最远的山区老师，用了3天时间，换了4次车专程赶到这里，倘失败了，我们组织者要受责备。”
在洛阳，老师们告诉我：“明天有1600人听课。”在武汉，是1900人听课，在哈尔滨，2000人听课。到郑州，马正老师告诉我：“明天在郑州大学礼堂的舞台上讲课，下面是2000个座位，票还不够分，在过道上又加了200个小方凳，听众2200人，刘副市长也来听课，不预习行吗？”
我心里比较踏实，原因在于我有“商量”的长处。
1989年国庆节，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会。刚到京，北师大张鸿苓教授和北京教育学院刘全利主任便到住处找我。“你给我们讲公开课吧!”我说：“事先不是说好到京后的第三天讲课吗？”“第三天是给全市语文教师代表和教研员讲，上课的是普通中学的学生，今天下午重点中学的老师想听听你怎么给重点中学的学生上课。”
我说：“讲就讲吧，我现在正讲第三册教材，从中找篇课文吧。”
“不，老师们想听听你怎样调动刚入学新生的自学积极性，就讲第一册教材。”
“那我没带教材怎么办？”
“不要紧，下午到会场就有了。”
下午1：50，张教授给了我一本教材，我匆匆忙忙备了8分钟课，2：00进会场。上课的学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学生。我便实话实说：“同学们，我上午10点多赶到北京，10分钟以前才拿到教材，没备好课就上课来了，怎么上，咱们商量着上吧!”同学们一听都笑了，学生愿意接触没有架子，和他们说心里话的老师。
“今天我们讲小说《最后一课》。大家说说学一篇小说，要完成几项任务？”同学们很热烈地发言。“好了，我们完成这样5项任务。”“大家首先做哪件事？”“60分钟完成5项任务行不行？”“分析人物形象这项任务，是老师讲好，还是学生干部讲好？是大家讨论好，还是分头查资料好？”
实验中学的学生非常聪明，尽管我课备得不好，但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教学任务还是准时完成了。同学们都嫌时间过得太快，不愿下课，下课后团团围住我，问长问短，让我给签字……
在西藏，我给学生上完课，第二天，我要走时，学生们又赶来看我，送我。在乌鲁木齐，课讲完了，要下课时，学生一齐要求我压堂。在厦门上完课，学生喊：“老师，我们要求拖课。”我问：“什么叫拖课？”学生说：“拖课就是到下课时间也不下课。”“原来如此，我们北方学生管这叫压堂。”“咱们压堂多长时间呢？”“老师愿压多长时间就压多长时间。”于是我便用十几分钟讲一讲人脑潜力开发的方法。
也有时讲完课刚回到盘锦，便接到全国各地师生的来信。安徽和四川听课的学生寄来了问候信，兰州的学生寄来了祝福卡……
于是有的老师问我：课前你和学生素不相识，到了讲台上师生才第一次见面，才宣布这节课讲哪篇课文。你是凭什么秘密武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学生沟通了感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学生的理解与信任的？
其实，我真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我这两个字的长处，多和学生商量。
一个当班主任的，如果凡事都和学生商量，一定容易成功。
商量，就不全是教师说了算，即使是我们的主张和办法都正确。如“我们应到客运站劳动”这件事，你用不容置辩的命令口吻，学生就不愿意接受。用商量的口吻呢，就好接受多了。再让大家商量商量劳动的好处，那么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就更高了。
第一章十一 教师劳动的三重收获
尽管生活清苦，但绝大部分教师仍以为国分忧为荣，以为民吃苦为乐，情系祖国未来，心付颗颗童心，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表达着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许多教师心甘情愿在这住房条件差、额外收入少、耗心费神的学校工作着，心甘情愿当这许多人都瞧不起的孩子王。
我属于愿意当教师的这一类人。这样，我们这些愿意教书的便常常聚在一起，谈我们这一行又穷又苦的事业中的乐趣，以激励自己更踏实、更认真、更有效地做好本职工作。
我觉得教师的工作尽管又苦又累，但又确实是一项很吸引人的工程，主要原因在于教师的劳动有三重收获。
1?郾收获各类人才。
农民劳动，收获粮食蔬菜等农业产品；工人劳动，收获钢铁机器等工业产品。
农民工人生产出了社会需要的粮食机器，看到自己生产的粮食机器服务于社会，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产生幸福感、自豪感。
教师呢？教师的直接劳动对象是人。一个知识面很窄、各方面能力很低的娃娃，经过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精心培育，就成了知识较丰富，有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了。看到自己培养的人才在工、农、商、学、兵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哪一位教师能不感觉到幸福自豪呢？
当然，人才的培养周期不像粮食、机器的生产周期那样短，那样很快就看到效益，那样容易引起领导者的重视。唯其如此，才更使教师产生一种为祖国未来而鞠躬尽瘁的历史责任感，产生一种更加神圣的自豪感与幸福感；唯其如此，才使教师不那么急功近利，而是培养了较为宽阔的胸怀、较为远大的目光和较为坚强的韧性，从而强化了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许多教师之所以爱自己的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劳动收获——各类人才，他们爱看着自己培养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他们爱想象自己正在培养的学生将来去实现自己的梦。
2?郾收获真挚的感情。
教师除了收获各类人才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真挚的感情。
人都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学生时代培养的感情尤为真挚。师生的心与心之间的呼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
年复一年，教师就像从一条河的岸边接一届届新生上船，用满腔热情和真挚的爱，把他们送到理想的彼岸，让他们奔向远大的前程。学生们不仅在船上时不断表达着对老师的满腔热情和真挚的爱，就在他们奔向远大前程以后，三年、五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还不断表达着这种满腔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公式可能淡漠，定理可能忘记，而师生之间培养起来的真挚感情，却常常经年累月不仅不淡忘，甚至会越积越深。有许多毕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同学不是相约重到母校聚会，去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吗。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人类对衣食住行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对感情的需要，对人际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尊重、帮助、信任、谅解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而教师的工作恰恰最容易使人的感情得到满足。有时候老师也批评学生，当学生咬着死理、脾气执拗起来时，也会使老师生气。然而一旦风波过去，学生明白了道理，明白了老师的一片善心之后，师生之间的情谊会愈加深厚。当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他们甚至把读书时受到老师的批评也当成了感激老师的理由。
我曾和一些原来教书、后来改行从政的同志多次谈心，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遗憾：失去了来自学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纯真的感情。
我也曾见过不少这样的教师，有关单位请他们改行做行政领导工作，房子好，待遇高，可他们不为所动，偏偏眷恋着这又穷又苦的教师工作。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人活一生不能只为名利地位。我们教书惯了，把一片真情捧给学生，也感觉到学生一片真情对自己，这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这里应该补上一笔的是，师生之间感情的交流是一种崇高的美。老师在对事业、对学生的奉献过程中也未希冀学生的报答；受到美好感情陶冶的学生，热爱的也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他们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热爱生活。
3?郾收获创造性的劳动成果。
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人是千差万别的，要做好教育工作，就得充分发挥创造性。正是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学识渊博，并且每时每刻都要开动脑筋，针对当时的情况和学生的差异，创造性地处理各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随时都有科学研究的机会。
不要说学校、社会这样的大范围内有科研题目，单讲学校教育，单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就各有数不尽的科研题目。以学生的注意力为例，就能写出上百篇科研文章，诸如《男女同学注意力的差异》《一节课各类学生注意力的变化》《练习题设计对学生注意力的影响》《增强学生注意力的若干办法》……这用武之地该有多么广阔!
我之所以爱教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教师从事的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它的每一段时间、每一处空间都有科研题目，都能有新发现，能看到学生中新的、积极上进的因素，能看到教师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潜能，还能看到环境中的各种有利因素。教书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总想，同一课书，能有上百种甚至上千种讲法。我们应该研究更科学的讲法，即使今天这种讲法比昨天科学，那也仅仅是向后看得出的结论。向前看呢，一定还有更科学的方法等着我们去探索研究。
这些年来，我边工作边探索研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66篇文章，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魏书生教育方法100例》《魏书生语文教育改革探索》《魏书生教育文选》等书籍。另外，还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学生用功术》和我写的20万字的《语文教学探索》。我深深体会到教师的劳动确实有利于收获科研成果。
从研究的角度看教育，常看常新，常干常新，不仅能增加工作兴趣，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我现在除了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并兼两班140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许多同志问我，这么多工作怎么做，我觉得主要靠科学研究。从科研的角度去进行工作，就能调动教师及学生们的积极性，使教师成为学校的主人，学生成为班级的主人。大家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研究教与学，自然就提高了教与学的效率。
每个人都有不同层次的多种需要：衣食住行的需要，劳动、学习、研究、创造的需要，人际关系和谐、亲情、友情、爱情的需要，为他人、集体、社会尽责任尽义务的需要，追求理想社会的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对不同层次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不同。有的强烈需要物质，有的强烈需要感情，更有的强烈需要追求理想。
尽管教师穷，不能满足人们物质的需要，但由于教师的劳动能有重要收获，收获各类人才，能满足人们为社会尽责任、尽义务的需要；收获真挚的感情，能满足人们感情和谐融洽的需要；收获科研成果，能满足人们研究创造的需要。所以，大部分教师还在穷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其实各行各业的人，谁又能不像蜡烛呢？一个人来到世间，便像一支蜡烛点燃，燃尽自己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家都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有人只燃自己却不肯照亮别人，甚至去伤害别人，有人却想方设法去照亮别人。同样是燃尽自己，为什么不去照亮别人呢？照亮别人不是一种幸福吗？教师的职业恰恰是最有利于照亮别人的职业。从文化积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理想社会，也是在人们的心灵不断地被照亮的过程中，通过无数心明眼亮的人去拼搏、去奋斗、去牺牲才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思考，教师工作的深远意义又远不止上述的三重收获。
当然，在教师现有待遇较低的情况下，仍然有大部分教师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这是一个方面。话说回来，另一方面，教师待遇也确实需要提高。好在国家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我们相信政府会创造条件，尽最大的努力提高教师待遇。
尽管生活清苦，但绝大部分教师仍以为国分忧为荣，以为民吃苦为乐，情系祖国未来，心付颗颗童心，以自己的辛勤劳动表达着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许多教师心甘情愿在这住房条件差、额外收入少、耗心费神的学校工作着，心甘情愿当这许多人都瞧不起的孩子王。
我属于愿意当教师的这一类人。这样，我们这些愿意教书的便常常聚在一起，谈我们这一行又穷又苦的事业中的乐趣，以激励自己更踏实、更认真、更有效地做好本职工作。
我觉得教师的工作尽管又苦又累，但又确实是一项很吸引人的工程，主要原因在于教师的劳动有三重收获。
1?郾收获各类人才。
农民劳动，收获粮食蔬菜等农业产品；工人劳动，收获钢铁机器等工业产品。
农民工人生产出了社会需要的粮食机器，看到自己生产的粮食机器服务于社会，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产生幸福感、自豪感。
教师呢？教师的直接劳动对象是人。一个知识面很窄、各方面能力很低的娃娃，经过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精心培育，就成了知识较丰富，有一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了。看到自己培养的人才在工、农、商、学、兵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做着实实在在的贡献，哪一位教师能不感觉到幸福自豪呢？
当然，人才的培养周期不像粮食、机器的生产周期那样短，那样很快就看到效益，那样容易引起领导者的重视。唯其如此，才更使教师产生一种为祖国未来而鞠躬尽瘁的历史责任感，产生一种更加神圣的自豪感与幸福感；唯其如此，才使教师不那么急功近利，而是培养了较为宽阔的胸怀、较为远大的目光和较为坚强的韧性，从而强化了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许多教师之所以爱自己的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劳动收获——各类人才，他们爱看着自己培养的学生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他们爱想象自己正在培养的学生将来去实现自己的梦。
2?郾收获真挚的感情。
教师除了收获各类人才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真挚的感情。
人都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学生时代培养的感情尤为真挚。师生的心与心之间的呼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
年复一年，教师就像从一条河的岸边接一届届新生上船，用满腔热情和真挚的爱，把他们送到理想的彼岸，让他们奔向远大的前程。学生们不仅在船上时不断表达着对老师的满腔热情和真挚的爱，就在他们奔向远大前程以后，三年、五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还不断表达着这种满腔的热情和真挚的爱。公式可能淡漠，定理可能忘记，而师生之间培养起来的真挚感情，却常常经年累月不仅不淡忘，甚至会越积越深。有许多毕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同学不是相约重到母校聚会，去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吗。
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人类对衣食住行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对感情的需要，对人际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尊重、帮助、信任、谅解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而教师的工作恰恰最容易使人的感情得到满足。有时候老师也批评学生，当学生咬着死理、脾气执拗起来时，也会使老师生气。然而一旦风波过去，学生明白了道理，明白了老师的一片善心之后，师生之间的情谊会愈加深厚。当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他们甚至把读书时受到老师的批评也当成了感激老师的理由。
我曾和一些原来教书、后来改行从政的同志多次谈心，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遗憾：失去了来自学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纯真的感情。
我也曾见过不少这样的教师，有关单位请他们改行做行政领导工作，房子好，待遇高，可他们不为所动，偏偏眷恋着这又穷又苦的教师工作。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人活一生不能只为名利地位。我们教书惯了，把一片真情捧给学生，也感觉到学生一片真情对自己，这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这里应该补上一笔的是，师生之间感情的交流是一种崇高的美。老师在对事业、对学生的奉献过程中也未希冀学生的报答；受到美好感情陶冶的学生，热爱的也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他们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热爱生活。
3?郾收获创造性的劳动成果。
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人是千差万别的，要做好教育工作，就得充分发挥创造性。正是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学识渊博，并且每时每刻都要开动脑筋，针对当时的情况和学生的差异，创造性地处理各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随时都有科学研究的机会。
不要说学校、社会这样的大范围内有科研题目，单讲学校教育，单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就各有数不尽的科研题目。以学生的注意力为例，就能写出上百篇科研文章，诸如《男女同学注意力的差异》《一节课各类学生注意力的变化》《练习题设计对学生注意力的影响》《增强学生注意力的若干办法》……这用武之地该有多么广阔!
我之所以爱教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教师从事的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它的每一段时间、每一处空间都有科研题目，都能有新发现，能看到学生中新的、积极上进的因素，能看到教师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潜能，还能看到环境中的各种有利因素。教书不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总想，同一课书，能有上百种甚至上千种讲法。我们应该研究更科学的讲法，即使今天这种讲法比昨天科学，那也仅仅是向后看得出的结论。向前看呢，一定还有更科学的方法等着我们去探索研究。
这些年来，我边工作边探索研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66篇文章，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魏书生教育方法100例》《魏书生语文教育改革探索》《魏书生教育文选》等书籍。另外，还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学生用功术》和我写的20万字的《语文教学探索》。我深深体会到教师的劳动确实有利于收获科研成果。
从研究的角度看教育，常看常新，常干常新，不仅能增加工作兴趣，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我现在除了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并兼两班140名学生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许多同志问我，这么多工作怎么做，我觉得主要靠科学研究。从科研的角度去进行工作，就能调动教师及学生们的积极性，使教师成为学校的主人，学生成为班级的主人。大家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研究教与学，自然就提高了教与学的效率。
每个人都有不同层次的多种需要：衣食住行的需要，劳动、学习、研究、创造的需要，人际关系和谐、亲情、友情、爱情的需要，为他人、集体、社会尽责任尽义务的需要，追求理想社会的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对不同层次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不同。有的强烈需要物质，有的强烈需要感情，更有的强烈需要追求理想。
尽管教师穷，不能满足人们物质的需要，但由于教师的劳动能有重要收获，收获各类人才，能满足人们为社会尽责任、尽义务的需要；收获真挚的感情，能满足人们感情和谐融洽的需要；收获科研成果，能满足人们研究创造的需要。所以，大部分教师还在穷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其实各行各业的人，谁又能不像蜡烛呢？一个人来到世间，便像一支蜡烛点燃，燃尽自己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家都相同的。不同点在于有人只燃自己却不肯照亮别人，甚至去伤害别人，有人却想方设法去照亮别人。同样是燃尽自己，为什么不去照亮别人呢？照亮别人不是一种幸福吗？教师的职业恰恰是最有利于照亮别人的职业。从文化积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理想社会，也是在人们的心灵不断地被照亮的过程中，通过无数心明眼亮的人去拼搏、去奋斗、去牺牲才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思考，教师工作的深远意义又远不止上述的三重收获。
当然，在教师现有待遇较低的情况下，仍然有大部分教师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这是一个方面。话说回来，另一方面，教师待遇也确实需要提高。好在国家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我们相信政府会创造条件，尽最大的努力提高教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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